在白血病大学生吴志辉即将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关键时刻，两个骨髓捐献者都临阵反悔，退出捐献。而已进入移植仓的吴志辉，为了手术已接受大剂量化疗，免疫系统已尽毁，如中途停止手术，将面临生命危险。无奈之下，昨天中午，吴志辉的妈妈只好顶着风险与儿子进行半相合骨髓移植，成功率只有50%。

　　尊重捐献者的自由选择

　　有人谴责捐献者的“临阵逃脱”，从情感上来说这固然可以理解，但如果站在捐献者的角度，我们何不宽容一下捐献者呢?

　　其实我们并不了解捐献者临时反悔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可能身体有恙，不适合在这个时间进行骨髓移植?又或者真的发生什么变故，确实来不了?倘若捐献者并没有认识到他的反悔会对吴志辉带来生命危险，那过分的谴责其实也是一种道德暴力!

　　不管是出于鼓励爱心，还是尊重个人，对捐献者都应尽量多些保护、少些谴责，要“保护”捐献者自由选择的权利。美国媒体报道，全美的拒捐率高达50%，日本学者统计亚洲志愿者中也有约60%最终拒绝捐献。也正是因为此，世界骨髓捐献组织也声称：“捐献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因而，捐献者“临时逃脱”也是他的个人权利，我们应当尊重他的选择，而不是一味地谴责，更不该将其上升到“先给了他人生命，后又剥夺他人生命”的层面。

　　捐献者应有契约精神

　　拒捐要早作决定，在白血病人自身免疫系统被全面摧毁、等待骨髓移植的紧要关头退缩，无疑是将病人推入死亡的悬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希望供体好人做到底，救吴志辉一命，功德无量。

　　现代社会讲究契约精神，临阵逃跑显然有违这种精神。事前没有人强迫你签订捐赠协议，也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完全基于公开、透明、自愿的基础之上签订的协议，应该得到彼此的尊重、履行。否则，便是失信的表现。人无信不立，出尔反尔，既让准受捐者绝望，也有损自己的道德形象。

　　当然，社会也可以通过一些引导，来降低捐赠者反悔几率。譬如新加坡，肾脏捐献者将通过第三方得到一定数量的补偿。“第三方”是指，捐献器官的补偿金会被直接从医院或诊所转到慈善机构等，来行使补偿的职能。为确保捐献者将来不会后悔，他们有两三个星期的冷静期来思考自己的决定。捐献者作出最后决定后，将会接受一系列的心理辅导和术后恢复课程等，并获得超过2万新元的保健补偿。我们是否也考虑提供制度供给，动用社会力量给捐赠者作适度的补偿?

　　医院工作应更体贴细致

　　要减少因为捐赠人临时反悔给病人造成的无可挽回的伤害，医院完全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从保护病患的角度来看，作为手术前最重要的骨髓来源都没到位，医院就开始对病人进行清髓，肯定会给手术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在手术准备期间，病人大剂量化疗开始的时间与捐赠者前期需要抽血的时间差不多，可以提前安排捐赠者入院，让其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足够的适应时间，并在入院时就明确告知其权利义务，尤其要向其说明临时退缩将给病人造成的致命后果。

　　更重要的是，医院要给捐赠人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信心。许多人临时反悔，是因为害怕骨髓移植会影响身体健康，医院的工作可以更细致，有条件的甚至可以带其参观取骨髓的全过程，并对捐赠者进行心理纾解，尽可能打消其顾虑，让爱心捐赠者可以安心和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