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交流”过程有两个要素不可忽略：第一，是互动，不是单向交流。第二，不仅是信息的交流，还包括观点、看法的交流。要实现充分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既要在制订食品安全标准和相关政策过程中广泛征求社会各方的意见，也要针对社会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和相关问题及时发布权威、准确的信息。风险交流是一个双向甚至多向的全方位过程。风险管理者往往会把风险交流看作一个对外公布信息的过程，但是获得信息的交流也同等重要。通过风险交流，决策者可以获取关键信息，这样的过程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决策依据，作出更合理、更有效的决策，能更充分地表达各利益相关方的关注。通过风险交流一方面尽早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并可使社会各方通过充分的交流建立起足够的信任。

　　食品不安全信息何以不易被监管者获得

　　回顾至今为止镉米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风险交流的理念实际上并没有在某些管理人员脑子中生根，否则的话，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说结果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这个案例充分表现了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部门与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我国缺乏高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未建立起完整的食品企业产品安全信息报告制度，企业的食品不安全信息不易被监管者获得。比如，广东相邻一些省区内某些条状和斑状土壤重金属污染区域的存在由来已久;水稻等作物比较容易在其籽粒的某些部位(非常不幸同时也是可食用部位)富集镉和砷等有害元素，也是一个发现已久、得到充分肯定的科学事实。如果相关监管人员可以比较早地通过风险交流途径获取上述信息就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行政管理资源，构建起更有效的监管框架，效果也就会好一点，至少不至于像目前这么被动。另外，当地其他一些监管部门早就了解到长期以来传统小吃肠粉业者倾向用一些特定地区的米和陈米做原料，如果风险交流过程曾在部门之间有效实施，广州地区的相关监管机构就可以较早地锁定这个“高风险”位点，社会效果也就更为明显。

　　“公关”的手法不能取代真正的交流

　　风险交流本身有三个“不等于”或“不完全等于”，即风险交流≠公关工作;告诉公众某种食品是安全的≠可以就此使他们放下心来;风险交流≠公众教育。广州有关方面在事件早期的种种做法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没有通过风险交流和公众、媒体以及其他相关方进行交流的意愿(也许他们暂时也还不具备实施的能力)。他们是以“公关”的手法(结果做得也比较笨拙)取代了真正的交流，于是就下出了“躲猫猫”和“挤牙膏”这样的软着。

　　这次的系统“出漏” 于“短板”的事虽然发生在广州，出在镉米事件中，但风险交流的“短板”绝非仅仅只存在广州一地，是一个从北到南，从上至下广泛存在的问题。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法律框架对于风险交流并没有覆盖，遍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与之配套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的通知》(国办发〔2009〕25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57号)的全部文本，都没有见到“风险交流” 四个字，讲的只是信息发布，只讲政府来发布信息，而不是一个双向的和多向的，因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交流过程。

　　食品安全管理框架中风险交流这块“短板”如果不及时补齐，下次还会不断“出漏”的，说实在的，让人非常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