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份，一篇《医疗器械多暴利 一个进口支架 至少回扣2千》的文章热传，报道中揭露了医院及医生对心脏支架收取的高额回扣。记者陈时俊表示，“普遍的回扣，可能是10%—15%期间，与心脏支架这样一个动辄三五万块钱，两三万块钱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如果以三万为例的话，一个医生植入一个心脏支架的话可能就在两三千块钱的这样一个回报。”

　　因为多数患者并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加上救命心切，所以患者对医生的话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而且，一旦你做了心脏支架，其实你过了几年之后就要进行持续心脏支架的一个更换，而且每一个心脏支架如果是外资的一些比较昂贵的，动辄三五万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事情。

　　“一般是总代理的话，销到医院的部门的话，大概是正常的话利润是100%，经济越落后地区，那么利润会越高。在经济发达地区比方说是卖两万块钱，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它可能卖到六万、八万。”他说，“像一些植入性的产品，比如说关节、支架也好，主要是回扣。比方说是三万块钱，那么你从我这里进货比方说是一万五、一万六。我拿出五千块钱来我回馈给你。那么这五千块钱，就是一般的分成是这样的，设备科是一块，大头还是底下科室，主任拿一块，然后上手术的医生。”

　　北大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表示，对冠心病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比例是7:1到8:1，在国内则高达15:1。对此，胡大一认为，心脏支架的滥用已经成为心血管病人最大的隐患。

　　胡大一教授同时兼任着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内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他曾经以国内很多心血管病人背着超过3个心脏支架来炮轰过度医疗。

　　胡大一说，现在支架做得过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欧洲现在这种稳定病人，做支架的不到一半，只有4成多，国内呢接近8成。

　　支架滥用，促使国内心脏手术市场增速惊人。据胡大一介绍，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二十多倍。

　　胡大一教授认为，如果是用药物可以控制的稳定病人，一定不能胡乱使用心脏支架。

　　医生合法收入过低

　　催生了过度医疗的土壤

　　那么产生过度医疗真正的原因除了利益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秋霖认为，“过度医疗存在的那个核心的一个因素是我们的一个体制因素，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公立医院或者非盈利医院，我们现在的医院就是说虽然是公立医院，但它实际上要自负盈亏、自我发展，那么医生也是要通过你的服务量来获得你的那个收入。”

　　国内科学院院士韩济生认为，过低的挂号费诊疗费导致医生合法收入过低，催生了过度医疗的土壤。

　　那么过度医疗能不能治理?究竟怎么治理?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 陈秋霖说，应该构建一个更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老百姓、患者不是什么病都要拥挤到大医院、成本很高的地方去治疗，而是应该有一个更合理的医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