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增收益完全来源于服务量的增长，则同仁医院4个月增收2000多万，对应着门急诊人次增加78.2万多，日均增量超过6500人次，几乎等同于该院长期以来5000-7000人次的日均门诊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推理，在2011年就爆出过统筹基金部分当年赤字的北京医保，也不可能支持上述医院收入的快速增长。

　　由此看来，医院增收的奥秘只能是医保患者支付的目录外自费费用和非医保患者的医疗费用。而这正是看病贵的主要成因。医药分开改革不仅未能有效破解看病贵，甚至很可能助推了这一趋势。

　　医药分开改革启动晚于北京半年的上海市，已经注意到了上述问题。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肖泽萍表示，三级医院的收入中来自医保支付的不到50%，其中“潜在的陷阱是蛮深的”。

　　补偿机制双难题

　　自今年1月初以来，上海在4家三甲医院的郊区分院试点医药分开。肖泽萍介绍，这4家分院的药占比约为43%，取消药品加成后调整了31项服务收费，测算结果是缺口约为3亿元。

　　对于实力雄厚的上海财政而言，填补这个小缺口易如反掌。但财政系统的人士一直表示，愿意补贴医院，但是要给一个机制，否则“这个钱越投越多”。

　　肖泽萍认为，如果财政把缺口全部补足，有可能助长医生的消极怠工倾向，如果补得少了，显然也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

　　在先一步启动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中，曾暴露出补偿机制缺失的问题：医院这头拿不出数据，财政那头没有开支名目，因而无法列入正式的财政预算。在大医院的医药分开改革中，问题也同样存在。

　　并且大医院还多出一个难题：盈余的部分如何分配?伍冀湘介绍，根据同仁医院在改革之前的数据测算，医药分开以后人力成本会有相应变化，要拿出 60%的医事服务费分配给大家：30%直接给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剩下的30%给各个科室和其他的职能部门。如果参照2012年的服务状况，医院账面上的流水收益将增加5000多万，而人力成本要增加8500多万，“实际上结余没有多少”。

　　伍冀湘透露，按照上述方案，医务人员的收入将比改革前增加30%。即便如此，北京同级医院的医务人员收入仍普遍低于上海和深圳——根据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2010年上海市三级医院医务人员最高收入已达24万元，而北京市至今尚未超过这个数字。

　　曾参与力推浙江省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表示，医药分开只是解决了医院的趋利，但是还不能解决医生的趋利问题。

　　“我们现在还是要通过服务获得收益，服务做得越多，收益就越多，谁来制约?”马伟杭说，靠卫生系统自身的制约是有限的，医保必须发挥首要的作用，否则改革走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