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英贤教授

　　记者：尊敬的孙教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以基层为重点”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我国新时期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您和您的团队始终致力于提高基层高血压的管理与防控。请您结合临床工作经验，谈谈基层高血压患者的就诊和治疗现状。

　　孙教授：高血压是全球及我国第一大慢性疾病，其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为我国居民首位死亡原因。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心血管疾病仍呈上升趋势。2008年，中国糖尿病和代谢疾病研究对全国4万6千余名参与者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年龄≥20岁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6.6%，控制率为11.1%。2010年，一项纳入全国近10万成年居民的调查显示，全国高血压患病率达到33.6%，而控制率仅为3.9%。中国高血压调查最新数据显示，2012-2015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粗率为27.9% (标化率23.2%)，与既往调查比较，患病率总体增高趋势明显。我国高血压防治形势严峻，尤其是基层高血压的管理，仍需要开展更多工作。

　　我们团队于2003年创建了我国农村高血压及其他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及干预基地，共4.5万人，目前已随访17年。随后相继建立和完善了多个基地。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辽宁农村地区的高血压患病率从2005年的37.8%激增至2013年的51.1%，而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非常低，2013年分别为43.5%，31.6%和6%。如果按照美国指南的高血压诊断标准≥130/80 mmHg，根据以往我们在辽宁省农村地区的研究计算，35岁以上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将提高至70%以上，控制率下降至1%左右。 目前我国迫在眉睫需要提高的是140/90mmHg血压值人群的高血压控制率，以大幅度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及死亡率的发生。

　　记者：正如您所说，我国基层高血压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基层血压管理的困难重重?

　　孙教授：原因很多，比如经济原因、传统的以大医院为主的防治模式、医保政策、政府部门管理、患者依从性等多种原因。在我们着力改变其他因素的同时，我们发现依从性是我们更加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血压的达标率。在提高依从性方面，首先加强患者教育、医生培训等，同时尽量选择更加简化的治疗方案，如尽量减少药片数等，有利于提高高血压控制率。

　　此外，基层降压药物的可及性也是影响血压防控的重要因素。基于全国31个省170万社区居民的China PEACE研究表明，全国有8%的基层卫生机构未配备任何降压药物，而仅有34%的机构配备所有类别降压药物，其中西部地区机构和村卫生室的药物可及性更差。这就极大的影响了用药选择的治疗方案的合理性，从而影响达标率。目前，药物配备情况明显改善，但仍然存在药物配备不合理等问题。

　　除了以上因素，我国传统模式是高血压诊疗在大医院，而新模式应更注重基层高血压预防和治疗，只有转变高血压防治模式才能有效提高我国高血压控制率。需要政府、学术机构、医生等共同努力，尽可能培训基层医生的高血压防治业务水平，做到合理规范化用药。高血压防治想要更好的成效一定要以基层为主的模式。

　　记者：您一直在积极探索中国基层高血压管理的新模式。对于新的模式目前制定并开展了哪些基层高血压管理方案?

　　孙教授：针对我国高血压的严峻形势，国内多个团队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预防和诊疗模式。

　　我国多个团队都在进行相关的探索，我们团队从“十五”期间就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农村的高血压防治模式，现今“十三五”课题组也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基层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的探索，课题从政府、村医及村民等多个层面，进行模拟社保政策改革、村医统一培训和指导、村民定期宣教等，提高农村地区高血压控制率。

　　记者：依据您多年从事基层高血压管理的经验，对于基层降压药的选择，您有哪些建议?

　　孙教授：迄今为止，高血压的控制依然是一大国际难题，结合我国基层高血压患病率高、控制率低、依从性低的现状，对于大多数基层高血压患者而言，采用廉价有效、副作用低的药物，提倡简化治疗方案，推荐单片复方制剂。

　　根据指南，应用指南推荐的钙通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利尿剂和 β 受体阻滞剂等五大类药物;并提倡以上药物合理的联合应用，可以减少副作用，提高治疗效果。另外，在国内高血压防治的实践中摸索出我国小剂量复方制剂也是行之有效的降压药物，如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降压疗效佳、服用依从性高，对基层高血压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之，在不增加副作用前提下，降压是硬道理，是药物选择的核心目标。

　　我国基层高血压防控工作任重而道远，相信通过政府、各级广大医务工作者及患者的共同努力，有效落实群防群控的基层高血压管理模式，必将大幅度提升我国高血压控制率，降低我国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