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副总理李克强指出,用改革的最大红利让广大人民受益,坚决防止“等钱救命”等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现象发生。这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近日,国内副总理李克强指出,用改革的最大红利让广大人民受益,坚决防止“等钱救命”等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现象发生。这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医疗费用增长之所以成为各国医疗体制改革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医疗费用大部分通过税收或者个人缴费筹集。这既关系到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也关系到代际(主要是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间的转移支付。
优秀经济学家王福重通过阐述“旧医改”和“新医改”的措施和执行情况,指出国内医疗体制改革的当前的困境和未来的出路。
老百姓把自己在医疗上面临的窘境,高度概括为“看病难”和“看病贵”。奇怪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看病难和看病贵居然是多年医疗体制“改革”的结果。这个所谓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对疾病性质,以及政府在医疗中责任的误解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过去的公立医院是纯粹的事业单位,实行财政差额预算管理,也就是医院不能赚钱,不能实行自负盈亏,如果医院的支出大于收入,有了亏空,这个差额由财政来弥补,如果收入大于支出,财政以后就减少对医院的资金支持。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务院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这标志着新一轮医改的正式启动,也表明,上次所谓医改的错误方向开始得以纠正。这是值得欢呼的。
但是,因为政府行为的前后反复,医疗体系内部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不同利益集团,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几乎难以撼动它们。改起来,动辄得咎,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十分谨慎。
新医改最多只是一个框架,实际保障功能还处于杯水车薪层次,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意见》中的提法是很有趣的,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而不是“医疗改革”,确实,体制结构问题才是根本。医疗保障既然是一项公共事务,首先要做到制度公平。
用药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和公共安全问题,历来受到政府、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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