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者说】

　　医患双方不信任给了我们机会

　　记者又辗转联系到了杨明，一个已经“金盆洗手”的“职业医闹人”，他远离这个行当有半年多了。

　　杨明说，进入这一行纯粹是意外，当时他在安徽老家打工时，胳膊骨折，去县城医院手术后胳膊一直活动不便。最后去大医院检查，才发现是因为骨折的地方医生没接到位。他一直很郁闷，但想到已经出院很久了，就没再回去找医院理论。来郑州打工后，与他常一起干活的农民工张某，一次受伤治疗时因不满意医院开了很多昂贵的药，再加上治疗中的一些小失误，张某就带着一帮工友去医院大闹一场，最后获得了3万元的赔偿。

　　两下一对比，杨明顿觉“亏了”，但他也从中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从那儿以后，他经常去一些大医院转悠，在太平间附近、手术科室附近，都是他寻找“商机”的地点。发现有患者与医院吵闹的，他会悄悄尾随患者家属，以自己也吃过医院亏的话头搭讪，拉近距离后再商量帮他们找医院闹，多要赔偿。

　　“人手嘛，我那些工友，只要给钱，一个电话能叫来几十个。”杨明说，他在这个行当干了3年左右，常用的办法无非是家属哭闹、放鞭炮、摆花圈、点香烛、拉横幅、堵大门等，也挣了一些钱。

　　“刚开始时可自豪，觉得自己是在替患者寻求正义，但时间长了，终究觉得不是正经行当”。杨明说，大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每次回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只说在工地打工。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发生了好几起伤医事件，这对杨明的触动挺大：“医生也是人，他们也不容易。”几经考虑，杨明洗手不干了。

　　“说白了，还是医患双方不信任给了我们机会。”杨明说，他希望以他的经历，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群体，发生纠纷后，患者家属和医院都能多一些理智，别让事态更加恶化。

　　评论

　　只有索赔渠道畅通“医闹”才能自行消亡

　　□东方今报评论员王秋欣

　　“医闹”这种畸形存在，其实是把“双刃剑”：在刺伤医院、医生的同时，也在隐形损害着患者的利益。

　　对医院来说，“医闹”让医院形象受损、医生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正常医疗工作受到影响;对患者来说，医院出于对“医闹”的畏惧，对疑难病症患者就会推诿拒医，或多做无关检查防漏诊;而“医闹”行为也必然扭曲患者心态，从“有理取闹”走向“无理取闹”，甚至触犯法律准绳。

　　明明是“饮鸩止渴”，患者为何还要选择“医闹”?究其原因，真正的“病灶”还是医患之间的“零信任”：患者不相信医院、不相信仲裁机构、不相信法律。

　　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大致有三类：医疗事故鉴定、诉讼、行政调解，但都弊端重重。医疗事故鉴定由各级医学会负责，但专家和医院之间关联层层，民间戏称 “老子鉴定孩子”，何来公允?再说诉讼，程序复杂、时间拖沓、成本太高，很多人从“黑发”等到“白发”，往往还讨不到一纸说法。再说行政调解，“主持人” 大多是卫生行政部门，而非独立的“三方”，如何取信于患者?

　　Tips

　　那么，对于医患纠纷，别的国家是如何解决的呢?在美国，很多医生都有意外事故的保险，一旦出了任何问题，都是保险公司与患者协调来赔偿，基本上没有医生什么事儿，因此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的过程全监督。另外美国在各个医院都设有风险管理部门，及时的调查医疗事故行为，预防随之而来的法律诉讼。因此美国一旦出现纠纷，永远会第一时间找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