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国内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大力提高对老年人的服务。国内的老龄化正在飞速上升,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13.7%.估计2015年达到2.16亿。一旦超过16%的比例,就可以被认为是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征兆。
    10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国内政府将为65岁以上老人每年免费提供1次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服务由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
　面对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卫生部开始建构慢性病工作目标,因为慢性病主要的群体就是老人。在7月10日,卫生部、发改委、财政部等15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国内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规划的目的是通过预防,来降低老年医疗的开支。
　众所周知,很多学者都测算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巨大的社保和医疗压力,但这里面的关系很微妙。一种解决方式是延后退休时间,但不追加对老年医疗的投入。这意味着老年人干的时间长,但医得更少,活得短,那么就平衡了社保压力,同时还能降低对年轻人工作“岗位挤出”。但这其实是个愚蠢的策略,因为61岁至64岁的延迟退休老年人不见得生产效率会很低,相反他们会提供重要的经验积累型知识,香港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说明,老年人在香港的工作效率并不低。
　另一种解决方法就是让老年人干得更长,但让他们活得更长,提高预期寿命,增加工作时间。对老年医疗和保健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提高整体人口的养老金积累率。不过,我们遗憾地看到,国内目前对老年医疗的投入还不明显,目前国内采取的是一种“压低价格”的做法来降低老年医疗的成本。
　最明显的是9月17日的“限价策略”。国家发改委大规模压低了缓肿瘤、心脑血管等药物的最高零售限价,共涉及95个品种,200多个代表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7%,这些药可以说大部分归属于老年医疗的药物。
　“限价令”非常严厉地打击了一些医药制造企业的利润,甚至导致它们萎缩化生产。同时政府推行药品低价招标、强化大病医保总额控制,从而控制总体支出。我们认为,这些做法对挤压过度的药品流通环节中的“水分”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不代表着不需要鼓励医药生产企业进行产能扩张,问题回到了前述“两种解决方案”的竞争。
　国内经济不需要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只需要保持一个恰当的年投资基建规模就可以了,国内最迫切的是大规模的社会民生投资,这是一种“社会性基建”,尤其是对教育(劳动技能培训)以及医疗的投资。50%以上的医疗支付都出现在人寿命最后几年,老年医疗占据总体医疗的大头。可以说医疗投资主要就是对老年医疗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