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北京分别选择了总额预付和按病种支付两种不同的路径，但背后的道理都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所说的“打包付费”。

　　“看病贵”主要源于药价虚高早已成为共识，公立医院改革启动之初，2010年2月出台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写明，要把补偿机制从“财政补贴、服务收入、药品收入”三个渠道变为两个渠道，以零差价化解药品加成。

　　由此形成的公立医院收入缺口如何补偿?广东曾于2010年下半年推出“药事服务费”，但试点不了了之。

　　“药事服务费跟处方相联系，仍然会刺激医生多开药。”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介绍，北京最终决定调整医院的收入结构，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取消了挂号费诊疗费，三项大体平移为医事服务费，住院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和专家自42元至100元不等。

　　这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测算。韩晓芳透露，根据动态的总额工资制度，“今年医生的收入能提高20%-30%”。

　　这被朱恒鹏评价为“方向正确并且温和的一步”。此前基层改革中，药品零差价后的收入缺口由财政直接补偿;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开始探索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但毕竟其体量有限;位于医疗机构金字塔顶端的三甲医院加入，无疑给扭曲的医药价值链条一个强力的矫正。

　　参与上海方面政策制定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上海的医药分开改革也经过类似测算，调价幅度和北京差不多。

　　控制医疗费用的空间来源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以此为核心，京沪两地都打出了类似的“组合拳”。

　　最为直接有效的控费办法就是医保支付。上海和北京分别选择了总额预付和按病种支付两种不同的路径，但背后的道理都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所说的“打包付费”。

　　顾昕认为，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管办分开、政事分开较难推进的情况下，医保支付方式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有力推动。对医药分开改革而言，医保则是一个现实的硬约束，防止(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两头翘”。

　　此外，两地都不约而同进行了医疗资源的整合。上海早在2005年底就开始了一、二级医疗机构的联合，新医改开始后就一直酝酿将之再往上推，形成“三二一”纵向医疗联合体。

　　今年9月，上海最大的市属三甲瑞金医院正式牵头，组建了上海**大型医疗航母。签约居民必须社区首诊，层层转诊，基层医疗机构健康和费用双重“守门人”的角色有了施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