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4日，台北市立洲美小学开学日，郭馥娴是唯一的小一新生，创下台北市罕见的“一对一”超级家教式的教学景象。

　　这是洲美小学最后的开学日。一年后，洲美小学停办。

　　在澎湖、在嘉义、在花莲……多所小学因仅有1人入学甚至招不到人而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有校长央求媒体不要采访，以免“吓跑小孩”。

　　2015年重阳节前夕，台湾“国发会”公布统计数据，岛内目前65岁以上人口已达286万，预计将于2018年迈入“高龄”社会、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届时每5人就有1人超过65岁。台湾从“高龄”社会迈入“超高龄”社会，预计将仅用时7年，时间比日本快1.6倍、比美国快2.9倍、比英国快7.3倍，创下另类“全球第一”。

　　没有限制，可以敞开生，人们的生育意愿却持续走低，从2016年开始，台湾老年人口将超过幼年人口，“人口红利”将逐步耗尽。警讯连连，台湾已经打响“婴儿保卫战”。

　　柔性劝导：

　　从“一个不算少”到“三个更热闹”

　　“以前不是这样的。六七十年前，在我外婆、祖母那一代，台湾一个家庭有八九个小孩是寻常事，到我父母这一代，生五六个小孩的家庭也挺多的。”台湾中国时报驻京特派员王铭义说。

　　那是台湾人口快速增长的年代。1949年，台湾人口为739万余人。受二战后婴儿潮及死亡率下降、国民党军队败退来台影响，1958年，台湾地区人口突破1000万人。

　　迅速膨胀的人口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岛内有识之士开始呼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但受当时“增产报国”的政治气氛影响，这期间台湾当局未全面公开提倡节育措施，仅由有关部门及民间团体到眷村、乡间宣导妇幼卫生，倡导避孕。1956年台湾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显示二战后10年间人口平均出生率为44‰，引发岛内舆论对人口过快增长的忧虑。1959年，“农复会”主委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阐述推行家庭计划及节制生育的必要性，引发各界热烈讨论。1964年，当局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即计划生育)，倡导避孕，提出“子女少、幸福多”“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等口号。

　　1967年，台湾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婚后3年才生育、间隔3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3个孩子、33岁前全部生完。从1971年起，每年11月为家庭计划扩大宣导月，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等口号;倡导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

　　此后，台湾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逐渐下降，成功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受到国际社会好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前来“取经”。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人口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1991年首次降至1%以下，2001年为0.6%。

　　为挽回下滑的生育率，台湾当局于1990年修订“人口政策纲领”，提出“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的口号，鼓励妇女生育。后来，又提出“两个孩子很幸福，3个孩子更热闹”的口号。

　　但是，台湾的生育率并没有止跌回升，近年来更是屡创新低。从1996年至2010年，台湾年出生人口数从32万多人降低到了16万多人，生育率多次在全球“吊车尾”。

　　持续走低：

　　“养不起”导致“不愿生”

　　“台湾的所谓‘家庭计划’以柔性劝导为主，并非强制。台湾生育率下降，除了政策引导，也与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有关。”王铭义说。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台湾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台湾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大家庭体系逐步瓦解，妇女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妇女就业率大幅提升，与这一“社会进步”现象相伴而来的，是晚婚甚至不婚族增多，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超少子女化”现象的日益严重，造成教育供需失调、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市场萎缩、社会福利负担加重等诸多问题。

　　因为新生婴儿减少，年轻医师不愿加入妇产科和儿科，妇产科名医也被迫转行。曾经有媒体报道，60多岁的高医生20多年前是台湾北部颇负盛名的妇产科名医，当时他的诊所一个月要帮七八十名产妇接生。随着台湾人越生越少，诊所生意一落千丈。凭着医生执照，他开始从事验尸和开具死亡证明的工作。从“迎接新生”到“目送往生”，高医生说：“时势所逼，有什么办法?”

　　因为新生婴儿减少，台湾大中小学都面临关门的窘境。2014学年度台湾的大学“指考”发榜，录取率95.73%，创近5年来新高，11所学校有近300名缺额。有关部门预计，到2022年，约有1/3的大学院校会倒闭。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生孩子?“是真的养不起。”台北上班族王哲南育有二子，被大家视为勇气可嘉，而个中辛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些年，要请保姆、要给孩子交各种各样的学费，还要攒钱买房子，经济压力好大。就是在我的老家云林，现在大部分人也是生一个。”王哲南说。为了多挣点钱，他主动要求派驻大陆，付出的代价是与家人分离。

　　台湾一项针对上班族生育计划的调查显示，四成上班族根本没有生小孩的计划。不生孩子的原因，排名首位的是“怕赚的钱不够养小孩”，比例高达 65%;其次是“买不起房子，没法给小孩一个家”;三是“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小孩”。这项调查显示，在台北养育一个孩子平均需要537万元(新台币，下同)，其中教育是最大的支出。虽说台湾的小学、初中实行义务教育，但对于上班族来说，各种托管班、才艺班、补习班的费用一个月也需三五万元。此外，为照顾小孩，妈妈甚至爸爸都会请育婴假，调查显示，高达七成的上班族担心请育婴假后无法回到原公司或被调职。

　　台湾媒体评论认为：年轻人之所以“生不起”，主因是台湾10多年来的薪资普遍没有增长，加上通货膨胀因素，多数人领到的薪水，实际的购买力还在年年降低。年轻人结不起婚、买不起房子，过得好辛苦，更别提养小孩了。小两口在社会上奋力打拼，先攒够了钱再论其他。等在经济上略有成就，却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政策催生：

　　助你好孕 成效有限

　　经济压力压垮“生”意，台湾人口快速迈向负增长。拐杖多过婴儿车，专家警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台湾全面性劳动力短缺与经济发展迟缓;劳动力供给不足还将导致工商企业投资意愿降低，进而影响生产总值与税收。2010年，因台湾婴儿出生数仅16万多，创10年来新低，政府将“少子化”列为“国安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亲自上阵催生，每参加婚礼必问“准备生几个”，台湾各地政府也各出奇招催婚、催生。

　　“为爱而生”“一‘生’幸福”“结婚，我愿意!生子，我乐意”“幸福很简单，宝贝一，二，三”……台湾各地举办的鼓励生育标语评选活动，首奖奖金高达100万元。

　　近年来，台湾各地都出台了奖励生育的政策。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每胎补助2万元，双胞胎补助4万元。台湾卫生部门更投入近10亿元补助不孕夫妻接受人工生殖技术。

　　应对“少子化”问题，需要创造有利青年生育、养育的社会环境。2014年8月，台北市副市长丁庭宇在人口政策论坛上介绍了台北市“助你好孕”专案推行情况。该专案提供生育奖励金每胎2万元，2011年以来已发放超过18.6亿元，此外还对5岁以下孩童每月发放2500元育儿津贴。截至2014年 7月底，该专案整体执行经费累计达105亿元，收效明显，台北市连续3年的出生率位居全台各县市之首。

　　丁庭宇提出，还应推动公有托婴幼教，为“新手爸妈”减轻压力，包括小学扩大课后照顾，建立至少一区一个托婴中心，同时鼓励企业提供托儿设施等。此外，要推动教育优质化，提升下一代的竞争力;松绑法规，将闲置学校用地改建为社福、育幼、公营住宅等。

　　2013、2014年的谐音是“爱你一生一世”。台湾各地政府纷纷宣导这是结婚的好时机，并积极举办集体结婚或未婚联谊，导致这两年的结婚对数特别多，出生率也随之提高。据台湾“内政部”统计，2014年总计有超过21万新生婴儿，比政府设定的每年18万出生人口警戒线增加了3万多人。不过，短暂的冲高还是难以挽救台湾人口的下降趋势，据台湾“国发会”预估，台湾人口会在2021年达到2356万人高峰，2022年恐出现负增长，比原预估时间提前了4年。

　　“人口降下来后，要再鼓励生育，很麻烦。”台湾一位官员说。打赢“人口保卫战”，除了经济上的因素，还须整个社会观念、社会环境的转变。台湾催生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