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乡泗峡口村李善平33岁时因尘肺病去世，留给母亲杨传梅的只有一张照片。他的哥哥李善兵28岁时死于同样的病。据乡政府不完全统计，全乡登记在册的疑似尘肺病人有554人，各村均有分布，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已死亡和仍在外地打工的乡民。

　　尘肺病村落不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令人触目惊心。不过，虽然尘肺病有着天然的职业病属性，但是，陆续发病甚至死去的村民，想要获得职业病的认定与赔偿，却绝非易事，甚至几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甚至要比尘肺病本身更加令人无法容忍。

　　现实的情形则是，尘肺病的潜伏期长达5年到20年，等到发病时，患者当初打工的公司及其老板，恐怕都已物是人非，如何回溯并认定职业病产生的源头，的确是个相当棘手的难题。不仅如此，由于打工者的流动性很强，当初甚至根本不具备任何劳动维权的意识。

　　以报道中的一位尘肺病患者为例，在矿上干了十多年，前后经历的矿主很多，但却从来没有签过一份正式的用工合同。既拿不出证据，连当初的老板都未必能找得着，遑论责任追溯。尘肺病村落已然触目惊心地呈现，患者受尽折磨，在痛苦中死去却无法维权，但矿业公司对村民仍然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几乎每天都有近百名村民登上到矿区的班车，用村民的话说“不到金矿打工，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

　　不过，职业病防治，显然并不能因为村民缺乏保护意识或是缺少工作机会的选择，便完全失守。职业病防治是一种公共责任，不应由孤立的个体甚至迫于生计的村民来承担。

　　即便发达如美国，也并未杜绝尘肺病这一职业伤害，也不乏矿主为节省成本而让矿工冒险在粉尘中无防护作业。但美国对于这类缺乏防护的企业却有着极为严苛的监管，出现一个尘肺病患者甚至会导致一家企业破产。而对于粉尘作业环境的日常监测以及工作人员日常防护的监督，更使得尘肺病的防治工作得以前置。

　　尘肺病既然有着明显的职业病属性，其预防和救治更需明确责任机制。除了为患者维权开通必要的绿色通道之外，相应的前置预防机制，也应尽快落实责任。唯此，尘肺病村落“以命换钱难维权”的悲剧才有望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