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元旦的钟声，穿越这个寒冷的季节，在我们耳畔响起。此刻，还有哪些温暖的记忆留在2012年?又有哪些愿景升腾在心中?伴随着新年灿烂的阳光，我们走近医疗卫生工作者和普通百姓，倾听他们对新一年医改的憧憬和期望。

　　■河北省石家庄市自来水公司退休职工张怡

　　都替对方想一想医患关系就和谐了

　　过了年，就是70岁的人了，“泡”医院是经常的事儿。最近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脑供血不足，要经常输液去血栓。老病就多了，比如尿路感染、高血压。

　　要说看病，还是社区方便，走几步就到了，服务态度也好。因为经常去治疗，医生护士对我们的病情都比较了解，药费也比大医院便宜。有个急病的时候，人家大夫还能到家里来看，真是比以前贴心多了。

　　不过，社区大夫中年轻人比较多，而且他们接触的患者也很局限，感觉经验上差了些。社区的设备也比较简陋，不能拍片子，不能透视。要是社区大夫能多出去学习学习，大家会更放心;如果社区里一般的检查都能做，我们会感觉更方便。

　　在石家庄，到大医院看病没传说中去北京那么难，大夫的态度也比以前好多了，只是一个是麻烦，干什么都得排队，另一个就是花钱多。我觉得，国家对药价应该有统一的规定，不能一个医院一个价，让患者总担心自己会吃亏。

　　做患者的总觉得医生很神圣，对医生抱着很高的希望，所以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医院的大夫，都应该精益求精，应该换位想一想，如果自己是患者，会有什么心理、什么要求。如果大家都替对方想一想，医患关系自然就和谐了。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张炳辉

　　希望政府重视社区康复

　　2006年，石家庄市裕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社区康复示范点。6年过去了，中心的康复工作室，只有几样残联配送的器械，寥寥可数的康复工作档案，内容只是简单的不专业的康复记录。国内社区康复工作1986年起步，尽管进步很大，但问题也很多。社区康复人员技术匮乏，康复理念认识不足。除接受过康复培训的人员外，大部分医务人员对现代康复的认识不到位;患者及家属认为康复只是中医推拿、按摩、针灸、拔罐等，许多脑卒中偏瘫患者总是错过较好治疗期。社区康复器材不足。尽管政府为社区配备了康复器材，但数量很少，不能保证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因为社区康复工作是免费的，社区康复人员积极性不高，很多工作流于形式。希望政府能重视社区康复工作，提升社区康复人员素质，让社区康复事业真正发展起来。

　　■江苏省常熟市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原主任吴荣霖

　　新农合应更好地支撑医疗服务

　　常熟市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于1955年兴办，2003年过渡为新农合，2006年保障范围扩大到拥有常熟市户籍的所有城乡居民。

　　2012年，新农合在全市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实行了门诊总额预付、住院推行按床日和按病种付费的支付方式改革。经过一年的实践，有56%的定点医疗机构基金支付额大于医院补偿垫支额。各定点医疗机构也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合作，增强了控费的责任和意识。

　　2013年，常熟市新农合的筹资标准提升至650元，其中政府补偿520元，可以说筹资水平已经不低。问题是，老百姓的医疗需求增长同步加快，人口老龄化严重，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全市人口的24%、占参保人员的35%，参保人员的年人均门诊次数为5.09次，新农合基金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今年，常熟市新农合制度已经推行整整10周年，应该认真总结这10年来的经验和心得。我始终认为，医疗保险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保障，它还是农村卫生工作的主要抓手，能够统领农村卫生工作的整体。新农合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新农合基金是对医疗服务的支撑，为医疗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和能量;医疗机构为城乡居民提供的服务，又是新农合政策的主要体现，因此一定要把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捆绑在一起，两方面的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才能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川省洪雅县疾控中心书记罗大春

　　最关心机构编制和绩效考核

　　首先，希望疾控机构的编制标准尽快出台。传统传染病危害依然，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慢性非传染病快速增多，突发公共事件时有发生，流动人口增加，新的公共卫生问题陆续出现，疾控工作任务不断增加，工作要求持续上升，但自1980年国家出台《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以来，机构编制近30年来未能增加。以洪雅县为例，35万人口，丘陵为主，面积广阔，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但县疾控中心只有40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机构编制已成为疾控中心人力资源短缺、影响疾控中心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瓶颈，希望卫生部协调中央编办，尽快出台疾控中心机构编制指导意见。

　　其次，希望疾控机构绩效考核更科学、更契合基层实际，便于操作。在具体工作中，感觉疾控系统绩效考核指标太多、太细，不契合基层实际。在县级疾控中心，受人员编制限制，很多工作都是各个专业、许多科室一块干，很难分得那么细。希望卫生部尽快修订疾控绩效考核标准，尽量精简指标，突出核心问题。总之，就是考核指标要简练、综合性强。

　　绩效考核还应和工资改革联动。实行绩效工资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奖惩体系，目前在疾控绩效考核中没有关于考核后怎样实行奖惩的办法。绩效工资要拿出很大一部分钱作为奖励，这部分钱目前没有出处，很难落实。所以，虽然是有绩效，但工资很难落实。绩效考核的目的是让疾控工作走向规范，但如果配套措施跟不上，既影响了考核的严肃性，基层每年还要报送那么多指标要求和资料，容易导致造假情况出现。

　　■江西省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周菁

　　基层卫生监督要真正硬起来

　　目前，基层卫生监督机构存在编制不足、人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对于卫生监督人力配备，卫生部曾发文要求，综合考虑人口、工作量、服务范围和经济水平等因素，按照辖区每万名常住人口1名～1.5名卫生监督员的标准配置。从江西情况看，省级卫生监督机构人力配备已经到位，但基层特别是县级监督机构很缺人。有些地方编制部门对卫生部文件并不认可，县级监督所一线监督员短缺较为普遍。有的县人员配置仅达到0.5/万人。有的县级监督机构现有在编人员年龄老化、学历层次低。

　　卫生监督机构工作经费普遍不足。江西卫生监督人员已实现参公管理，但一些地方政府只负责人头费，工作经费保障不到位，难以保证正常工作开展。此外，由于职能调整、执法领域变化、事业发展等因素，现有卫生监督工作规范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如大型医疗设备放射许可和设备许可的关系需明确;快检结果能否作为日常监督依据需明确;饮用水的出厂水(40项)与末梢水(8项)检测指标不一致;公共场所微小气候监测职能不明等。打击非法行医急需政策支持。非法行医越来越隐蔽、风险隐患趋高、取证查处愈发困难，基层监督员在打击非法行医等领域容易受到不公正待遇。

　　建议卫生部积极主动与中央政府编制部门协调，对卫生监督机构的编制、职能定位、机构性质等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此基础上，加强卫生监督稽查与考核，逐步建立国内统一的卫生监督执法队伍，统一机构名称;实行监督员分级管理制度、定期培训制度，提高人员素质，提升执法严肃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护士刘酉华

　　让护士价值得到尊重

　　北京友谊医院从2010年开始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到现在已经3年时间了。优质护理也不再像最初那样仅仅停留在提供生活护理、改进服务态度等方面，我们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为医生提供动态信息，更多地体现出护理工作的专业价值。同时，我们也期待护理工作的劳动价值可以通过合理的经济收入得到体现，使护理人员能够拥有更好的职业前景。只有这样，护士的学习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才能真正调动起来，广大患者才能得到长期的优质护理服务。

　　首先，护理工作的经济价值多年来始终没有得到合理体现，许多收费项目已经几十年没有调整过，比如打一针只收费5元，一级护理、二级护理和三级护理的收费分别是9元、7元、5元，而这几元钱还是3个班的护士共同工作得到的总报酬。另外，护理人员向上发展的通路还有些窄，毕竟能走上管理岗位的高年资护士只是少数，应该尽快成立优秀的专科护士培训认证机构，建立统一、完善的培训和认证体系，将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护士认定为“专家型护士”和“专科护士”，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鼓励他们继续在临床一线从事高级护理工作和带教工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

　　公立医院改革应有顶层设计

　　我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强化区域卫生规划，并让这份规划更有前瞻性和指导性。具体来说，要缓解北京市中心的就医拥挤和交通压力，让医疗资源配置跟着人口走，就需要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公立医院的规划和调控，根据就医需要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比如，政府出资新建医院，让优质医疗资源在远郊落户，再交给大医院管理，让老百姓可以就近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另外，对公立医院学科布局应有具体明确的顶层设计，不能太笼统、太宏观。拿传染病科来说，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传染病科应分别按照怎样的功能定位，面向哪些诊疗需求;综合医院传染病科应建设到什么程度，门诊、病房应分别按照多大的规模设计……这些都需要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来，以提高区域内传染病医疗资源的总体利用效率，确保传染病病人得到便捷、高效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应加强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服务监管职能，对新技术、新设备实行统一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依法实行全行业监管，不应让遵守规则的医院反而在学科发展上受到限制。

　　在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办医责任方面，希望在人员投入上政府能优先考虑两个人群：一是解决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2012年北大医院仅这一项支出就达到5000万元;二是尽快出台护理人员收入参照标准。更重要的是，要促使大型公立医院将收入结构转变为服务依赖型，即检查只收相对很少的费用，但是会诊片子、出报告要收取相对较高的费用，同时大幅调整手术费、护理费，达到对公立医院收入进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目的。

　　■中日友好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王国春

　　改革应该考虑医方的感受

　　长期以来，医务人员一直处于非常辛苦的状态，尤其在大医院里，医生几乎没有按时上下班的时候。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以来，医生的劳动强度更大了，心理压力也随之增加。尤其是公立医院改革中大量推行便民、惠民措施，如果没有医务人员的努力和奉献，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医生的收入和待遇并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提高，也就是说，医生在社会职业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没有得到提高，能够体现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标准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同时，随着医患关系的紧张，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对自己的执业环境感到不安甚至恐惧，这种医患互不信任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畏首畏尾，不愿意主动承担风险，尽量避免使用新技术或者做一些高难度的手术，尽量采取保守治疗。因此说，医患对立对双方都是十分有害的。

　　在未来医改的顶层设计中，是否可以更多地考虑医方的感受?让广大医务人员更有积极性地参与其中?我想，如何给医护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执业环境，如何更好地维护医护人员的利益，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福建省建瓯市立医院院长林益清

　　期待政策春风早日吹到民营医院

　　在民营医院头尾8年，饱尝酸甜苦辣，当然苦辣大于酸甜。我从心底发出一句话：民间资本、民营医院还很难!主要原因在一些基层政府太强势，说一不二，市场、社会太弱势，说不上话，造成政策落实滞后。

　　被誉为使民营医院一夜入春的国务院58号文件，已经出台两年多，卫生部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但对基层来说，到现在仍然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举一个例子：福建省一个有50多万人口的县级市，医疗资源(床位)按4%计算，缺口1000多张。一年前，一家民间资本提出办一个二级甲等医院，半年前另一家民间资本提出办一个一级甲等医院，都被一一谢绝，谢绝的是民间资本。

　　我有4点希望和建议：一是现在不是出更多文件的时候，关键在于抓落实;二是各级督察力度要加大，形成正能量，促成政策的落实;三是卫生部门要有所作为，首先不要把民营医院当作另类，能给力民营医院，做一个称职的“娘家”;四是希望更关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民间资本和民营医院。

　　■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木仁卫生院医生马忠军

　　盼绩效工资名副其实

　　随着医改的推进，基层已经普遍实行绩效工资制度，但是这项制度实施之后，并没有起到鼓励多劳多得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搞的绩效考核，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医务人员应得的收入部分扣掉一部分作为奖金，待到月底或者年底再分配一次而已。包括原来一次性发放的福利比如取暖费之类，也改成按月份补助。至于收入的大头，还是和年资、职称等固定条件绑定在一起。这么做，有点像猴子“朝三暮四”分桃子的故事。事关收入，大家心里的账都算得清楚，这样走个过场的绩效考核很难起到激励作用。

　　2013年最大的希望当然是医务人员的付出和收获能相称，让绩效考核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医生护士也需要养家糊口啊。我理解的绩效，不就是要体现成绩，体现效果吗?期望政府能够关注我们基层人员工作内容的变化，一方面增加投入和补贴，让基层医务人员的收入真正多起来;另一方面需要改变考核方式，吃大锅饭没什么意思，应该让医生凭能力获得收入。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张家畔镇卫生院院长琚永恩

　　政府投入应跟上改革的脚步

　　靖边县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以后，确实减轻了老百姓看病吃药的负担，也为卫生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但是，因为政府财政补偿跟不上，卫生院透支严重，寅吃卯粮，现在的情况是虚假繁荣，就是病人越多，卫生院的运转越困难。以前药品利润占到卫生院收入的六七成，现在的财政拨款远远达不到。这个问题的负面效果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卫生院运转不起来，一方面医生护士工资待遇拿不到手上，医生护士没有从医改中得到好处，怎么能满怀热情地服务?政府财政补偿这个根本问题落实不好会从根本上动摇基层对医改的信心。

　　另外，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基层的管理不透明，这两年任务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严，基层人员感到压力越来越重，同时困惑也与日俱增。特别是经费补偿，我们这里把全县划分成6类地区，补偿也就有了6个档次，相差很大。例如打预防针，有的地方补偿2元，有的地方只补偿5毛钱，基层医生们不理解、不接受，怨言很多，却得不到说法。

　　我希望西北部不发达地区卫生院的生存困难能够引起领导的重视，国家应该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帮扶，帮助他们克服当前的困难，尤其是要用切切实实的政策暖住基层医务人员的心，让大家同心同德投入医改。

　　■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建城村医生李同强

　　给乡村医生公平的环境

　　过去的一年，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实施，都对乡村医生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药品零差率了，乡村医生原先主要的卖药收入就没有了，主要的收入就需要依靠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来弥补，特别是公共卫生这一块，占据了乡村医生大量的时间，也是村医收入里最主要的一部分。

　　新的一年我最大的期望，是在乡村医生承担了大量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同时，相应的补偿机制能够真正落实。现在乡村医生在获得公共卫生补偿的时候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在考核过程中，乡村医生和上级的卫生院存在矛盾。卫生院一方面是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另一方面受卫生局委托，对乡村医生的公共卫生服务进行考核。这种存在利益冲突的考核和被考核关系，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结果的出现。在和其他地方同行交流的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乡所有的村卫生室公共卫生服务考核全部不合格，这让乡村医生很不满。大家都盼望能把卫生院和乡村医生的关系理顺，建立一个公平的考核机制。

　　另一个问题是补偿标准。虽然国家已经明确了公共卫生补偿政策，但是到了基层，这些政策又变得模糊了。在同一个县的不同卫生院，公共卫生补偿的标准就不一样，这让乡村医生感到无所适从。为什么提供同样的服务，获得的报酬不一样呢?这让我们很费解，也没人给个说法。盼望新的一年，公共卫生补偿的标准能够尽快透明。

　　我还有一个困惑，是和现在推行的基本药物制度有关。尽管基本药物经过层层规划和招标，但是到了乡村医生这一级，却很难获得质优价廉的药品。我在基本药物目录里订的药，几乎不可能全部送到，送不来的药品都是价格比较低的。现在乡村医生的用药被严格限制，老百姓到村卫生室只能买那些价格贵的药品。这和基本药物制度启动时候的宣传完全相反。这种乱象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基层的乡村医生和老百姓都期望能够尽快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