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日前宣布，将来至少要构建20个医疗联合体。不约而同，武汉市卫生局也宣布年内全市医疗联合体要达到25个，还有郑州、西安等城市医院都将推出医疗联合体。

　　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在我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过去各地探索的做法有三级医院之间的“强强联合”，也有三级医院与区域内二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间的“以强扶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公立医院改革高层论坛上，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安徽的医院院长、卫生部门官员与专家指出，医联体外部缺乏财政、医保政策支持，内部蕴藏一些潜在问题，希望各方面政策能尽快明晰。

　　医联体缺乏财政医保政策支持

　　医联体集团在全国遍地生花，但国家政策方面对此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江苏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朱夫认为，解决好利益问题是医联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解决医联体的利益问题，重在回答以下疑问：三级医院的帮扶动力何来?二级医院的生存空间何在?一级医院的“蛋糕”是否被抢食?

　　“优质资源走向基层的实际路程当中，我们也碰到了很多政策层面带来的问题。”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孙晓阳告诉记者，医院办了四所分院，现在行政部门来查，说这个医生怎么在这个地方工作，你的职业地点在那个地方，你跑到基层医疗机构，你的职业地点不合法、涉嫌违法行医，要求医院整改。“要我们采取了多点执医，但医生是轮流去的，操作层面非常复杂。”

　　北京市医管局局长封国生指出，我国每个医院都有不同的行政管辖范围，都有上面的领导来管这个医院。由于行政区域一些管辖，使这些医院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领导层，所以要整合这个就比较难。“如果要建立医疗联合体，实现区域内医疗体系的互动，应该打破行政区域方面的界限，财政医保各个方面都要给予支持，希望到联合体的基层医院能多报销。”

　　“医联体的建设，医保不支持等于零。”湖北省武汉市第五医院院长张斌举例说，武汉病人第一次入院在三级医院要交800元门槛费，社区要交200元的门槛费，转到社区还要交200元，老百姓肯定不干了。

　　他指出，公立医院在医联体的探索中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如果物价、人事、社保不帮助这个机制的实现，根本不能实现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

　　“要想把这项政策做得好，做得可持续发展，必要的经济激励，利益分享是必须的，不要老让他无偿去干事情，要有相关的配套政策，有利于这项政策的缓解。”孙晓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