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省在全国首次公布人口发展规划，该规划中提出对生育二孩家庭给予奖励，想要让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从2015年的0.9提高至2030年的1.8。而据媒体报道，目前国家卫健委也正在组织专家，研究奖励生育的相关问题。

　　近两年来，严峻的人口形势已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放开二孩才两年时间，奖励生育的政策就开始进入议程，说明政府在人口问题上的纠偏速度是比较快的。一直呼吁奖励生育的人口学家梁建章日前撰文指出，要有效地提高生育率，至少要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到5%来补贴和奖励生育，这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GDP的5%大约是4万亿元，每年4万亿元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按梁建章的说法，这4万亿元分配到2亿多孩子身上每人每年只有1万多元，只有这样大的财政力度才能使一部分人改变想法，多生一个小孩。

　　笔者认为，奖励生育应成为全民共识，但完全依赖财政刺激并不是提高生育率最合理的方式。生育率随经济发展降低是基本规律，其影响因素中有些难以改变，但住房、教育、看护成本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政策来调节的。减税或财政直补相当于由社会负担一部分养育成本，但正如梁建章所言，力度太小难以起到效果，每年4万亿元才比较有效。笔者对此并不怀疑。

　　5%的补贴力度大概接近于 “国家包把孩子养大”，但国家帮个人养孩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还将引起税收、养老、就业等方面的相应变化，中国经济结构将因此彻底改变，变成一个彻底的福利经济国家，其后果难以预料，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方案。

　　其实，生不生孩子不只与“钱”有关，还与信心有关。中国文化中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父母会为孩子的一生着想。即便孩子可由“国家养大”，但如果下一代不能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缺少向上的机会，人们的生育意愿仍然会大受影响。儒家文化圈经济体(香港、澳门、新加坡、韩国)生育率位于世界最低之列，政府也普遍采取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这与这些地区社会贫富差距极大，人们精神苦闷有关。日本出现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的“低欲望”一族，其实是阶层固化和社会前景灰暗的反映。目前中国年轻一代中也出现了不愿结婚不愿生孩子的现象，究其原因，有些竟然是出于“不愿让下一代再受苦”。

　　所以，冒着不可预知的风险以超强的财政力度提高生育率，并非一个好的政策选项。应发挥财政补助的作用，将主要精力放在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人们对自己和下一代的未来充满信心，进而刺激生育率的提高，这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