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丈夫离开，于洪华和梁雪莲都感恩自己有个好女儿。

　　当记者提出要给于洪华母女合张影时，12岁的小姑娘蹭地爬上炕，双手从后背搂住母亲的脖子，微笑着望向镜头。“我不怕被传染，我想把肾捐给妈妈，这样就能一直在一起了。”小姑娘笑呵呵地说。

　　“当事人血液透析治疗时间较长，加之当时医疗设备及条件所限，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

　　即便四处“遭人嫌弃”，但大多数丙肝感染者回忆，因为“医盲”，几年来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病的严重性。直到去年，看到其中一名病友临死前腹部肿大，他们才“真正害怕起来”。

　　在东丰县医院，69岁的李春贵是患尿毒症并染上丙肝的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的肚子鼓得和排球一样，按上去像是装了水的气球，可吓人了。”透析时碰到李春贵的冯雪源吓坏了。

　　2013年9月，10多名感染丙肝的尿毒症患者开始联合起来，找到东丰县医院负责人。他们提出，医院对他们感染丙肝负有责任，既然县医院没有专科门诊，医院就应带他们去省级医院进行检查，确定病情。

　　“医院没同意直接带我们去长春，而是采集每人的血液送到长春化验。但当我们索要化验结果时，院方不给，只是说我们都不严重。”多名患者告诉记者。

　　对此说法，东丰县医院院长江礼庭回应：“能那么干吗?那不是伤天害理嘛。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于洪华回忆，2013年10月，东丰县医院又给感染者们做了彩超，结果显示“除个别人有脂肪肝，其他人的肝、胆、脾和胰腺普遍正常”。很多人为此感到庆幸，但也有人怀疑县医院的结论，仍坚持要去长春的医院检查。

　　“想去可以，但医院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先签一份协议。”于洪华等人说。

　　2013年12月17日，13名患者分别与东丰县医院法定代表人江礼庭签署了名为《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协议。

　　在13份协议书中，共同的内容是：“当事人血液透析治疗时间较长，加之当时医疗设备及条件所限，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由院方一次性赔偿患方后续治疗费人民币陆万元整;由院方免费为当事人每季度做一次肝功及病毒定量检测;患方获赔后，自愿放弃以此次治疗行为的其他权利主张。”

　　对于协议中“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的说法，江礼庭向本报记者解释说：“他们当时是不是在我们医院感染的丙肝还都不好说，可能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举例说：“一个病人如果本身是丙肝携带者，由于当时设备有限，检测不出来，能说是在我们医院传染的吗?”

　　江礼庭不否认的是，“五六年前，县医院的做法是，谁来了就给谁直接做透析，没有条件做化验。直到3年前，才能做到在为患者做透析前，检查其是否有传染类疾病”。

　　对于部分患者提出“透析机器曾不消毒，就让第二个人使用，而感染丙肝”的说法，江礼庭听后沉默片刻，低声说：“不应该是这样的。”

　　“一开始，大家都不愿签这份协议。”于洪华等人说，但又一想，患病多年，家中早已家徒四壁，“6万元虽然不多，也是救命钱”。

　　就在签署协议的5天后，13名患者由东丰县医院出车、医护人员陪同，去往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进行了消化系统彩超和丙肝病毒测定等检查。

　　这次却得到了与两个月前东丰县医院大相径庭的检查结果。于洪华等多人的彩超结果显示“肝实质性转变”或是“肝硬化”，而梁雪莲等多人的丙肝病毒检测数据显示，病毒大量增加。

　　“当时就有4个人被留下住院了。”于洪华说。

　　现在，透析室搬到了县医院的另一栋楼，20多台透析机中，有4台为丙肝患者专用

　　当记者问起在该院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为何集中感染丙肝时，时任东丰县透析室主任于大海拒绝予以回应。

　　院长江礼庭说，因为患者向他反映于大海把科室管理得混乱，患者感染丙肝一事常年不解决，今年年初已被免职，现在是院办公室的普通员工。

　　尽管于大海被免职，“透析室也比以前正规多了”，冯雪源等患者仍不愿再相信东丰县医院。

　　现在，透析室搬到了县医院的另一栋楼，20多台透析机中，有4台为丙肝患者专用。

　　苦于东丰县内没有其他医院可以透析，加之2012年该县开始享受国家给予尿毒症患者每年6万元治疗费用的政策，于洪华说，“我们只能继续在这儿透”。

　　在周围人眼中，同时患有尿毒症和丙肝，“那没得救了”，于洪华却不愿这么想。

　　在“五一”前，她发动病友一起去县郊的山上野餐，“不想因为生病就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

　　席间，于洪华用今年花500元买的白色智能手机，给大家拍了照片，并把照片传到了QQ空间里。由于像素不高，26张聚餐照片大都模糊，却能看清许多露出七八颗牙齿的笑脸。

　　生病在家的冯雪源也没闲着。最近，朋友把破损的轿车开到了冯雪源家院里，让他帮忙修理。

　　“我现在都不去想未来会怎样，”冯雪源说，“只想活一天，就开开心心过一天。” 本报记者 王培莲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