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某村，大概有着200多名的村民写了联名信，想吧村子里面一名8岁孩子赶出村子。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我们家的娃娃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现在都只有让娃娃住校，如果回家来，万一和他耍被接触到或者被他咬一口，你说咋办?这个娃娃太危险了。”一位村民说。

　　他们有表达诉求的权利，但没有侵害艾滋病儿童权益的权力，莫说驱离、不让他上学，甚至不让他坐公交车、用村里的水井也都是违法的。在同一片蓝天下，不分肤色不分民族不论出身已经是社会共识，村民们意见再大也大不过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与艾滋病儿童接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安全的，也都有比较充分的科学依据，村民们可以选择不接受，但没办法跨越社会划定的界线。动嘴可以，动粗就不行;表达意见可以，辱骂人就不行;发发牢骚可以，但提一些过分的要求就不行。

　　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都不会接受村民们的无理要求，但另一方面，不管是谁，也有选择自己的朋友，有与一些人交好，与一些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权力。法律不是万能的，我们可以保障艾滋病儿童的权利，谴责对他们的歧视，但我们无法靠这些就能让儿童免于伤害。

　　哪怕是丛林中的狮子也需要亲情的慰藉，何况是一个8岁大的孩子，他需要从社会中得到关怀得到爱心，得到温暖得到帮助。我们没有办法想像一个孩子在孤独绝望中成长。这种冷漠无视甚至敌视的目光比直接动拳头更能伤害他们的心。

　　社会对艾滋病儿童的偏见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消除的，一个艾滋病儿童的成长已经等不起这些空洞的说教。我相信，假以时日，哪怕在偏远的山区，人们一样也能不谈艾色变;我也相信，随着人们对艾滋病认识的加深，社会总有一天会消除恐慌的心理。但这需要时间，更需要长时间有效的科普宣传，一个8岁的儿童有几个童年，又有几个十年。他们等不起春暖花开的那一天，他们中的很多人此生都要与孤独绝望相伴，在歧视甚至敌视的目光中挣扎。

　　一个在绝望中成长起来的人才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而不在于他是谁，他得了什么病。心里没了希望，饱读诗书的人一样会拿起行凶的武器;有社会责任感，一个艾滋病患者也一样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艾滋病患者完全可以与人群平安相处，相反对一个正常人，谁也无法保证他会不会威胁到别人的安全。

　　培养一个人要付出代价，但毁掉一个人社会要付出的代价更大。社会需要文明的整体进步，更需要对这些儿童点对点、面对面式的帮助。不仅是给药给钱，还要给帮助给温暖，必须有人做他们成长之路上的精神导师。这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来自陌生人的爱更能让孩子学会安宁，化解对社会的敌视情绪。这种作用是孩子的亲人取代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谴责一群村民无知，把他们扣上冷漠无情的帽子于事无补，与其用高音喇叭去骂他们，不如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能为艾滋患儿提供些什么。周围的人歧视他，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力量来弥补这种缺失呢?

　　艾滋病的孩子，他们没有办法选择生活的环境，但是只好让他选择坚强。在生活中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避开那些讨厌的目光，但他可以选择让自己活得从容一些淡定一些，而不是沉沦。对艾滋患儿而言，个人精神救助远比空泛的道德许诺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