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曾经以一种疯狂的节奏在杜勇的身上攀升。有一天，他发现从前的衣服全都穿不进去了。而身材完全变形的他走出房间时会被门框卡住，不得不扭动着身体才能将步子移出去。

　　他的生活似乎也随着难迈的脚步日渐下沉。在和孤独以及无所事事相伴的日子里，电脑成为他最忠实的伙伴，甚至是“生活的全部”。他终日靠打游戏、看电视剧消磨时光。一位长年关照他的朋友认为，这个没有至亲的人选择沉迷网络来逃避那个“找不到意义的世界”。

　　有时，杜勇会将自己臃肿的身躯靠在窗台前，看看屋外的风景。他一伸手可以摸到梧桐树的叶子，但在一个雨夜后，一棵梧桐树被风吹断了，小区物业将整片的梧桐树砍掉。这令杜勇感到很伤心。

　　他几乎没有经济收入，靠父母留下来的积蓄度过几年。有人劝他去申请“低保”，这个自尊心挺强的年轻男人起初不愿意。终于，他似乎还是向生活妥协了，不得不依靠低保救济金为生，“耗过一天是一天”。

　　躺在医院里的日子里，这个孤独的胖人有更多的机会向人们展现，除了肥胖，自己还有其他的生活印记。讲起童年时光时，他的脸上会浮现出一种满足的神情。他说自己喜欢小动物，很会养金鱼，细心地呵护它们，每天准时给它们换水、喂食，把小指甲长的鱼苗养到手指那么长。

　　但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杜勇却显现出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很胖，却是重度营养不良。父母去世后，他大多靠吃方便面和盒饭填饱肚子，他吃方便面吃到“想吐了”，就打电话请朋友买点菜来打打牙祭。

　　杜勇说，自己长这么胖，不是因为贪吃。事实上，他没有尝过太多人间美食。一位病友送给他一袋陈皮，他含在嘴里咂得津津有味，就像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人生最后一个大年三十那天，杜勇一直睡到天黑才起床。他听着小区里的鞭炮声，坐在电脑前，一边看着春节联欢晚会，一边吃他的“年夜饭”——一碗方便面。

　　有时，他无奈地跟朋友说：“父母生前没告诉我生活会是这么难，会是这个样子。”他的堂姐回忆，这个被父母宠得厉害的独生子，直到10岁才学会穿衣服，在家里几乎什么家务事都不做。

　　因为身体越来越庞大，杜勇行走日渐困难，多走几步路就会喘粗气。他变得愈加不爱动，成为人们眼中“邋遢”的人。一位朋友去家里看他时，差点被怪异的味道熏出去，“就像走进一个垃圾站”。杜勇终日困在其中的家里，地砖上糊着黑泥，空饭盒堆得比床还要高，五颜六色的塑料瓶堆在墙角。那台亲密陪伴他的电脑，键盘上蒙着厚厚的灰尘，只有玩游戏的几个按键被磨得黑亮。

　　有一天，长沙的天气很好，艳阳高照。有位朋友特意打电话嘱咐杜勇说，“快把衣服洗洗”。电话那头的杜勇满口答应，但衣服还是没洗成，因为“家里没有衣架”。

　　杜勇今年3月住进医院时，头发长到披肩，几个月没洗过澡，睡过的被子都泛起了油光。而对于一位体重达400斤的病人来说，洗澡的确很费事。洗澡时，护工要帮他翻开身上由脂肪堆积起来的褶皱，还要耐心地用吹风机将沾在褶皱里的水吹干，以防他感冒。

　　他收获了不少普通人的善意。医护人员为他捐过款，陌生人给他送来水果、鸡蛋和牛奶。一位名叫张喜的护士长劝他病好后好好减肥，重新开始生活。

　　在很多人眼中，杜勇是一个“可怜的好人”。一说起别人对他的好，这个被肥胖折磨得变形的男人，时常会流起泪来。

　　那些点点滴滴的善意，给杜勇的心里注入很多希望，让他对未来有了新期盼。他曾经哭着对别人说：“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不会让自己这样”。

　　即使已经远离社会多年，他大概也明白，如果以金钱来衡量，自己所能创造的价值，还不如父母留给他的那套70平方米的老房子。在他新生活的计划里，他会卖掉房子，还掉欠债，再开个小卖部来养活自己。他还要将腹水控制住，想办法减肥。

　　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路可以走得更长，从没想过要立遗嘱，而现实也似乎正朝美好的方向扭转。今年3月，杜勇今年第一次出院那天，体重已经减轻了80多斤，白蛋白数值也恢复正常。

　　出院时，他留给医生和护士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微笑。他左摇右摆地走出医院大门，相比于往日，坐下来歇息的次数少了很多。几乎不用人搀扶，他摆弄着沉重的身体，侧身躺进接他回家的面包车里。

　　那天，过去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爬完的楼梯，也变得没那么可怕。那个将楼梯道几近占满的身体，似乎迸发着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步一步地向上攀升着。透过楼梯窗户向外望过去，新栽下的香樟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

　　人们回想起来，那一刻，杜勇显露出对未来强烈的希望。然而，过了不足1月，一次感冒就将这个肥胖的年轻人彻底摧毁了。

　　他死后，遗体无法在太平间短暂地安放，因为没有合适的棺材可以装下他那沉重的身体。记者 陈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