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和家属对逝者在社会上的贡献程度认可，也会引发纯粹的器官捐献。来自东莞的一名器官特需，其母亲长期笃信佛教，孩子意外死亡，决定为其做一次轰轰烈烈的善事———器官捐献，加上该案例进入脑死亡的进程很快，无太多救治负担，家属对捐献要求只字未提。还有多名特需同时拥有较好的医疗保障、意外理赔，有一名车祸中受伤的年轻人，其发生的所有治疗费用全由肇事方承担，该孩子所在家庭虽不富裕，亦没提任何附带条件。

　　C习俗因素

　　殡葬等风俗扮演着重要作用

　　除却经济上的要求，地区特定习俗，尤其是殡葬风俗，也在器官捐献中扮演重要作用。广东是劳务输入大省，离乡背井的外来工及其子女，一旦客死广东，殡葬难题也是刺激他们选择器官捐献的一个主要动因。在许多器官捐献案例中(外省份居多)，许多农村都会有当地的殡葬习俗，比如未成年人夭亡不得归葬祖坟，成年人未婚育后代死亡也不得归葬等……这些回不去的遗体，器官捐献给他们提供了一条较好的解决途径。不要殓葬费用的，移植中心一般会为其在省红会设立的增城万安园器官、遗体特需纪念区附近选块墓地。74案例中，因殡葬附带其他附属诉求的案例数为37例。

　　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接触的未成年人、年轻人器官捐献较多，时常能见到类似附带殡葬诉求的捐献。家属一般会嘱托移植中心协调员妥善处理后事，“目前由该中心协调进入增城安葬的，为全省移植中心中最多。每个墓穴的购置费用2万-2.6万元不等，使用期限50年”。

　　D附带求助

　　寻求社会关注案例不断增加

　　此外，由于媒体对器官捐献行为的关注度增强，通过器官捐献附带求助、寻求社会关注和特定司法案例中的公平对待案例正在不断增加。

　　器官捐献时，年近23岁的产妇阿青的故事，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阿青孕后出现严重的妊娠高血压，由此引发脑出血。为保住孩子，接诊医院对其进行了剖腹产，孩子降生后，阿青却脑死亡。阿青丈夫在器官捐献前，就提出了希望媒体关注，呼吁社会帮助，解决阿青及早产孩子的治疗费用。移植中心帮助其协调了记者采访，同时为其减免了医疗欠费并支付了殓葬费、小孩救助金。其事例也在广州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累计社会捐助超过20万元。

　　同样期望得到媒体关注，扩大器官捐献行为影响的一类人，还包括交通事故中认为弱势的受害人。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器官捐献行为，让即将出炉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更为“公正”，或直接有利于己方。

　　专家声音

　　“绝大多数器官移植来自弱势群体”

　　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医学人类学副教授余成普博士，曾长期关注广东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并对个别捐献案例进行了追踪调查。“目前广东发生的器官捐献中，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人士，属社会弱势群体”，余成普表示，这一类人群的捐献行为，势必会有经济上的考虑。

　　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器官移植中心在获取器官前，必须理顺相应程序，这样才能规避买卖器官的非议。比如，移植中心可实现指定统一的人道补偿标准、抚恤额度和种类，丧葬补贴等拟给予特需家属的权益。在其进行器官捐献前，移植中心、协调员不能主动挥舞这些经济杠杆去加以诱导。对于有主动捐献意愿的，在其完成器官捐献工作后，方才主动告知家属具有的权益，然后由家属逐一进行申请。

　　有需要的贫困特需家属，可根据应有的权益，申请相应的抚恤、补助。这既杜绝了经济上的刺激诱导，从而导致有买卖器官的嫌疑，又保证了特需在人道关怀方面的公平性。

　　余成普同时表示，器官移植中心或协调员在特需遗体的处置上，应首先尊重丧葬习俗，尽力弥补因器官获取而对遗体外表、仪容造成的伤害，并应为特需提供统一的纪念场所。

　　我国医学水平不断提高，医学常识不断普及，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认识趋于理性，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了器官捐献的队伍中来，把器官捐献出去，让生命在另一个人身上延续,做这样的义举，他们在我们心里是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