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岸小桥山月过，烟深锁，豆蔻花垂千万朵”、“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愁肠岂异丁香结”……唐末五代文学家李珣的词中，豆蔻、刺桐、丁香这些来自印度、爪哇等地的外来草药，化作婉约女子，表达万千思绪。

　　李珣，这位祖上沿海上丝绸之路移居中国的波斯后裔，本就是一位世代经营外来草药的本草学家。他所著《海药本草》，记录了上百种经海舶而来的外国草药的产地、形态、采收、炮制、性味、主治、附方、用法、禁忌等，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百余次，成为名副其实的“海药经典”。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寻方问药从一开始就成为沿线各国彼此交流的重要组成。今天，在丝路沿线国家，很多传统中医药老字号仍受青睐，而新时期传统中医药和现代医药的合力科研则在更广泛领域传承“健康丝绸之路”的要义。

　　一张国家名片

　　每年8月，青蒿收割。采自山野田间的新鲜青蒿草经干燥、破碎、浸泡萃取、浓缩提取等步骤，化作青蒿素。青蒿素再经还原、酯化等步骤，被转换为稳定性更好、杀灭疟原虫效力更强的衍生物青蒿琥酯。

　　在桂林南药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加工、灭菌、灌封等工序一气呵成。质检合格后，一盒盒标注着“中国制造”的注射用青蒿琥酯被装箱运往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抗击疟疾的最有力武器。

　　青蒿，性寒味苦，一年生草本植物，广泛分布于中国南北各地的旷野河岸。这种不起眼的黄绿色小草，正是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药学给世界的馈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主要抗疟药物氯喹产生耐药性的恶性疟疾从东南亚蔓延至非洲，使全球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出现较大反弹，直至青蒿素成为新一代抗疟药物。

　　作为中国唯一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药品预认证的抗疟药供应商，复星医药成员企业桂林南药的产品在过去20年里源源不断销往泰国、缅甸、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疟疾疫区以及非洲多国。

　　“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制造’的更多认知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加工贸易和电子信息科技等领域，其实中国制药行业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吴以芳说，“青蒿素类抗疟药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有着多年的历史口碑，特别是2015年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更让这类抗疟药在海外市场连连成功。”

　　“它已成为中国制药行业走向世界舞台的名片，”吴以芳说。

　　一曲杏林佳话

　　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中医药交流源远流长。三国时期名医董奉、晋朝名医葛洪都曾沿海上航线到过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泰国史籍更是记载，在阿瑜陀耶王朝，都城里最受尊敬的医师来自中国，国王的御医也是中国人。明清两朝及民国初年，大批华人漂洋过海前往泰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更广泛地将中医药带到海外，并与当地的传统医学融合互补。

　　东南亚国家多样的物产也丰富着中医药资源库。随着古代海上贸易的发展，交趾的薏苡仁，马六甲、彭亨、柔佛的乳香、沉香，暹罗的胡椒、槟榔等外来药材被应用于中医临床。

　　事实上，青蒿素走向世界，最早也是从东南亚起步的。

　　青蒿素的诞生源于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为支援越南开展的抗疟疾药物研究“523”项目。7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向柬埔寨提供青蒿素，帮助其抗击疟疾。

　　吴以芳介绍，由于近年来中国疟疾发病率非常低，所以目前国际通用的青蒿素类抗疟药用药方案，都是首先在东南亚地区做临床研究，之后才推广到全球。

　　一段波折历程

　　青蒿素类药物获得世界认可的历程并不顺利。

　　世界卫生组织抗疟药物技术专家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怀特今年66岁。他是中国青蒿素走向世界的推动者之一。在位于泰国曼谷的玛希隆-牛津热带医学研究所，怀特教授和同事们数十年如一日从事着青蒿素类抗疟药物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初，怀特第一次听说这种来自中国的抗疟药物，希望通过试验验证它的疗效。1994年，热带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打算在越南开展首个注射用青蒿琥酯治疗重症疟疾的临床试验，但当时世卫组织并不认可使用中国产的青蒿素类药物，试验被迫半途而废。

　　此后10年，怀特和同事们没有放弃研究。2004年，他们在孟加拉国、印尼、印度和缅甸4国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令人震惊，”怀特回忆，“青蒿琥酯和奎宁表现出了极为显著的疗效差异，以至于负责监督试验的独立委员会立刻要求停止试验，尽早将注射用青蒿琥酯用于临床治疗，以挽救更多重症疟疾患者的生命。”

　　试验结果表明，与传统药物相比，青蒿琥酯让重症疟疾患者死亡率下降了34.7%。2006年，这一结果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同年，世卫组织出版《疟疾治疗指南》，采纳热带医学研究所的试验方案。基于青蒿素类的药物正式获得“国际通行证”。

　　“我不是在为中国企业推销，药物自身的疗效证明它确实是好药，”怀特估计，自2000年以来，青蒿素及其复合疗法已挽救了全球600多万人的生命。

　　一场“化学反应”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青蒿素的创新，是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以中国式方法解决世界医学难题的例证。在这条传统与创新道路上，中国正在通过创新合作模式，将中医药资源技术与丝路沿线国家分享。

　　2005年，北京中医药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共同设立“中医-生物”双学士学位本科项目。这是新加坡知名大学开设的第一个中医学本科课程，在世界50强高校中也是首创。

　　在那里，传统中医与新加坡的西医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双学位课程把西方生物医学和传统中医结合，培养学生中西医结合的思维，希望可以在中西医间架起一座桥梁，”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及中医双学位课程主任、南大中医诊所主任吴再池博士说。

　　截至2016年，项目共培养了7届共304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的毕业生，约半数毕业生目前就职于不同国家的中医诊所，也有一些毕业生选择了继续深造或从事医院管理、保健等行业。

　　30岁的周彦吟是项目的首届毕业生之一。她说，中医理论和西医解剖、生理学知识的结合，一方面可以让人充分体会到中医“美”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突破传统中医的思维，用创新探索新发现。

　　扎根于当地土壤的“种子”已经开出创新的花朵。

　　一款名为“小马”的中医治疗机器人是项目毕业生张艺钟的得意之作。“小马”可为肌肉僵硬和运动损伤者提供推拿按摩服务，它身上还装有多种传感器，可通过云处理诊断病情。目前，“小马”机器人由南洋理工大学协助成立的一家小型初创企业推出。

　　吴再池认为，“小马”机器人是创新的例证。“正如青蒿素的根是中药，但采用了西方科学的方法把它提炼出来。这就启示我们怎么用现代的方法把中医药呈现给大家，即某种形式的‘中医现代化’，”他说。

　　如今，不少东南亚国家在本国卫生体系中确立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中医药已成为当地人防治疾病不可或缺的资源。“一带一路”倡议更为中国与东南亚开展中医药创新合作助添了“催化剂”。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介绍，自2015年财政部设立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以来，已支持建设了17个中医药海外中心。

　　吴再池说，“一带一路”让传统中医药“走了出去”，同时，也让传统中医药有机会更多了解外面的情况，探索如何融入各地的医疗体系。这是对“健康丝绸之路”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