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者得知，在协和医院血液科狭小的病房里，管俊琴正为躺在病床上的孩子高海洋(小名洋洋)揉腿，四周静得仿佛能听到输液的“嘀嗒”声。

　　管俊琴和丈夫高峰都是北京的普通环卫工人，2004年从农村老家黑龙江齐齐哈尔依安县来到北京打工。去年8月，他们17岁的孩子洋洋被诊断出患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这个晴天霹雳，彻底击碎了这个三口之家原本的宁静与幸福。

　　“身上很酸，觉得恶心，吃啥吐啥……”洋洋虚弱地描述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此时的他，无力地倚着床头，戴着口罩，手背贴满医用胶带。4月10日入院，连续3天注射每日4000毫升的化疗药物，这两天又出现了感染，高烧不退。

　　实际上，这已经是他的第二阶段治疗。去年8月，洋洋突感身体不适，左侧颈部淋巴肿大，经诊断患上了白血病。“当时感觉天都塌了!”高峰说，“什么预兆都没有，孩子长这么大连医院都很少去，一直活蹦乱跳的……”

　　半年间，洋洋断断续续住了9次医院，接受了5个疗程的化疗，病情得到了控制。正当全家人以为这个“噩梦”终于结束了时，3月的复查结果再次给了一家人重创：洋洋身体的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恶化，单纯用化疗来维持长期生存的可能性很小，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幸亏复查得及时，否则就晚了!他现在身上疼，都不说。”管俊琴背过身，抹掉了脸上的泪水。

　　洋洋7岁随父母来京，现就读于北京工业技师学院汽修班。从小到大，他一直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上次期末考试是全班第四名，在同学中人缘也很好。管俊琴说孩子以前很开朗，生病后变得内向了许多，话也少了。

　　每次做腰穿、骨穿，洋洋都是一声不吭。注射化疗药物时，他体内要植入一根半米长的静脉输液管，从手臂一直插到前胸，为了避免洗澡沾到水，他的胳膊要缠上三四层保鲜膜。

　　同屋的病友说：“我们这病，这疼法儿、打这药，连我这个大人都受不了，他都挺着!这小子挺‘有刚儿’!”

　　“这病得都得了，想开点儿吧!”虽然身高1米78的洋洋如今瘦得只剩102斤了，但他还经常这样劝慰父母。“我喜欢车，等病好了，我想考驾照。我还要考汽修高级工，工作挣钱，不让爸妈这么辛苦。”

　　一个月前，洋洋一家从南三环的**室搬到了东五环与人合租。管俊琴说：“远是远了点儿，但房租便宜。”

　　如果不是请假带洋洋治病，43岁的管俊琴每天凌晨4时摸黑起床，骑1个小时电动车到天坛东门进行道路清扫工作，直到中午12时。高峰则是从中午12时工作到晚7时。夫妻工作时间错开，方便照顾孩子。

　　“在北京干了7年环卫工作，习惯了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上5天休1天，没有其他节假日的概念，就是除夕夜也得出来扫爆竹皮儿。”高峰说。

　　孩子第一阶段的治疗就花费20多万元，已经掏空了这个月收入4000元家庭的所有积蓄，老家的房子也卖了，还欠了9万多元外债。最让高峰绝望的是听医生说，洋洋是独生子女，没有同胞相合供体，只能从骨髓库里找相合配型，这个周期会很长。如果化疗效果不好，又一直找不到相合供体，只能移植父母的半相合供体，成功率会大打折扣，并发症发生率和费用都会增加很多，并且移植后也存在复发的可能性。

　　面对孩子恶化的病情和最少60万元的治疗费用，这个平日里不怕苦不怕累的东北汉子，眼里满是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