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广东中山市连续两年实现 “零医闹”。根据规定，一旦医院出现“医闹”，警方应在15分钟内派出不少于10名警力赶到现场，进行先期处置，并迅速组织3倍于患方人员以上的警力，由公安分局领导带队到现场处置。这就是中山市治理“医闹”的典型模式。

　　2013年，我国医疗纠纷总数约为7万件。虽然“医闹”仅占少数，但其社会冲击力极大，影响恶劣。过去，很多地方警察面对“医闹”，只是在一旁拍摄取证，只要不发生流血事件，就不出面制止，结果越闹越大，无法收拾。中山市变“闹后被动处置”为“防闹主动作为”，这不仅是工作思路的转变，更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

　　从患方的角度看，之所以愿意选择“闹”，是因为 “闹”的成本最低、收益最高。一些地方政府在维稳的压力下，牺牲法治原则，花钱买平安。不管患方有理没理，一律让医院赔偿了事，助长了患方 “不闹白不闹，闹了不白闹”的心理。事实上，越想 “和稀泥”，就越不太平。只有打破“小闹小赔，大闹大赔，不闹不赔”的规则，坚持“小错小赔，大错大赔，无错不赔”，才能长治久安。

　　有人质疑，“主动出警”与“慎用警力”是否相悖?“慎用警力”不是滥用警力，也不是不用警力。明知有可能发生暴力冲突，警察还不制止，就是失职行为。如果等到“闹大了”再来处置，往往需要动用更多警力，社会成本更高。所以，重拳出击治“医闹”，目的就是引导患方放弃“丛林法则”，走上依法维权的轨道。

　　“医闹”猖獗的深层原因是患者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太高。如果只“堵”不“疏”，光“堵邪路”而不“开正路”，就有可能治标不治本，甚至形成患者维权的“堰塞湖”。所以，根治“医闹”，关键是打通患者依法维权的“任督二脉”。

　　当前，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的维权路径大致如下：一是和医院谈判协商。这是一种最温和的方式，由于医患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其结果往往是医院占据强势，患者处于劣势。二是向卫生行政部门投诉。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存在“护犊”之嫌，所以公信力不高。三是向各级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医学会是事业单位，上级主管是卫生行政部门，鉴定专家来自各大医院。让“老子”鉴定“儿子”，其结论难免令人质疑。加之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复杂，层层审批，很多申请者被拒之门外。四是向法院起诉。且不说司法鉴定的公信力高不高，单说冗长的诉讼程序就让人“伤不起”。一个医疗官司往往需要打上数年，黑发人变成白发人，也未必能得到一纸公正的判决。

　　相比之下，第三方调解是一种快速处理医疗纠纷的办法。近年来，一些地方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它不是司法机构，也不是仲裁机构，而是独立第三方机构。运行经费由政府负担，不向医患双方收费。调解人员由具有临床经验、法律背景的人士组成，其目标是促进医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有的机构还组建了医学专家库，供患方自由选择。有了第三方调解，“医闹”现象大大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方调解堪称化解医患纠纷的“缓冲带”和“防火墙”。

　　医疗是一个特殊行业，其显著特点是信息不对称。医患之间发生纠纷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具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缺乏快捷高效的维权路径。如果每一条维权的道路都畅通无阻，都能让患者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医闹”自然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