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上午10时，浙江省温州市殡仪馆8号告别厅。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王志杰此刻却安静地躺在火化炉前，孩子的亲人已是泣不成声。

　　“虽然舍不得，但这也是孩子生命延续的一种方法。”孩子的父亲王清林说，1月12日，面对救治无望的儿子，在医生的提议下，他们决定孩子身故后无偿捐献器官，“孩子火化了也是一无所有，希望能帮助到需要的人。”

　　据了解，目前孩子的肝脏、肾脏已经让包括一个仅13个月大的小女孩在内的3名病人重获新生。年仅4岁半的王志杰由此成为温州首位儿童器官捐献者。

　　无疑，得到捐献的13个月大的小姑娘是幸运的，她遇到了王志杰一家人。

　　“近两年来，我国健全了器官捐献的程序、理清了组织架构，器官捐献是个特别严格谨慎的事情，在过程中需要第三方见证、死亡标准判定等等专业参与。”北京市人体器官捐献南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王璐说。

　　“以前，我国器官来源主要有死囚器官捐献、亲属活体器官捐献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三条途径。死囚器官捐献由于有悖于世界普遍接受的伦理学原则，会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由于会对捐献者造成创伤和健康隐患，同时也滋生伪造亲属关系的器官买卖市场，这一渠道也不宜提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解决器官来源的最佳途径。”北京大学医药人文研究院副教授王岳介绍说。

　　王璐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北京市每天都有患者因等不到器官移植而死亡。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约有15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受捐赠器官少的制约，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器官来源的严重匮乏成为制约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自2011年3月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以来，至2012年年底，38个试点单位完成人体器官捐献500例，北京完成第一例已是2012年12月底。虽然在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数量还是太少了。”王璐说，造成“太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当务之急，是建立完整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的一部法律法规。法律体系的建立不仅仅是卫生部的问题，还需要相关部门的协同等等。此外，我国还亟待建立生前器官捐献预嘱制度。这一系列是个系统工程。”王岳说，通俗讲也就是生前的意愿调查制度，“可以在换领第二代身份证或驾驶执照的时候，有关部门为此准备一个意愿调查表。我们曾就此在北京做过调查，市民对于此类调查还是很欢迎的，而且也愿意捐献器官”。

　　在器官资源短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王岳认为“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完全由医院、医生决定甚至被非法器官中介用来牟利，是有意捐献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据悉，2011年，卫生部已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163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试点“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卫生部要求公民捐献的器官通过此系统进行统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