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看病：选择全球更好医疗资源。遍布全球的医疗网，正在以国内为起点快速打通。出国看病在国内正在兴起。

　　财新网报道，美国的休斯敦和波士顿，成为国内人最新的聚集地，他们从大洋彼岸长途飞行而来，只为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案。

　　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被喻为全球癌症治疗的“最高法庭”，数百位国内患者将这里视为最后的希望。

　　36岁的乳腺癌患者方若，两个月前在国内确诊为乳腺癌，多家北京三甲医院告诉她“必须切乳”。方若在确诊后的第五天直奔休斯顿，当安德森中心给出“不但保乳，而且为避免化疗对生育系统的损害，可以先取卵冷冻再化疗，恢复期后通过试管受孕”的治疗方案时，喜出望外的方若失声痛哭。

　　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则拥有多家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受益于其优秀科研能力和临床试验资源，美国半数以上的新药在此诞生。

　　大量国内患者为药而来。一位在国内已被判处“死刑”的肺癌晚期患者在此已经“多活”了两年，他正在积极争取“入组”——进入尚未上市的新药临床试验环节，“再坚持两年，我相信癌症可以被攻克”。

　　国内患者大量出现在全球优秀医院，背后是国内与发达国家在诊断、治疗、药品之间的差距，以及国内富裕阶层的崛起。仅以乳腺癌为例，欧美国家的保乳率在40%以上，而国内的平均保乳率为5%-10%。在癌症领域，国内患者五年生存率为30.9%，美国的这一数字为66%。国内境外医疗患者群体规模尚无优秀统计，但业内普遍认为，国内境外医疗规模已达千亿美元级别。

　　国内患者“自带现金流”，被境外医院视为国际服务开拓的“优先市场”。去美国、日本**、去日本精密体检、去韩国美容整形、去泰国做试管婴儿、去瑞士注射羊胎素⋯⋯遍布全球的医疗网，正在以国内为起点，被快速打通。

　　“自带现金流”患者

　　与国内不足20万元的治疗费用相比，方若在美国花了近百万元的高昂成本。虽然美国的平均治疗费用高出国内4倍以上， 同样的缓癌药价格比国内贵了6倍，但美国医院中，国内患者数量呈几何增长态势，已是仅次于中东的第二大国际患者群体。

　　美国私立医院针对本国患者的治疗受定价体系和保险公司的双重制约，而国际患者定价更为自由，且全部收益归医院所有。国内患者的群体画像是——多为重症患者，治疗费用高昂，普遍没有商业保险，现金支付为主，注重医疗质量和服务品质，具有极高的忠诚度和开发潜力，被视为较好“现金流患者”。

　　与国内标准化的治疗方案相比，美国肿瘤治疗已进入个性化治疗的“精准时代”，通过基因检测确定靶向药是癌症治疗的必备程序;而在国内，基因检测尚未普及，靶向药挨个试错看疗效是普遍做法。

　　业内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在其服务的千余名国内患者中，70%在美国治疗时更改了方案，其中包括大量的病理诊断错误。

　　另外，美国医院实行“病人中心制”，即围绕病人组建专家团队，例如，肺癌患者的专家团队成员包括内科医生、肺病医生、肿瘤医生、放化疗医生、康复医生、营养师和社工等，诊疗方案力求符合患者全流程需求。

　　一位唾液腺癌患者对财新记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他被三家国内医院诊断为甲状腺癌，接受了半年治疗并切除了甲状腺。但术后病情仍在恶化，他最终在安德森癌症中心被确诊为唾液腺癌，通过基因检测找到了靶向药，病情得到控制。

　　更多的患者是为了新药出境。受制于国内新药审批滞后，国内癌症靶向药比欧美、日本等国家落后了五到八年。截至2016年6月，美国食药总局共批准了72个缓肿瘤靶向药，日本达到同步上市，其中只有不到30%在国内上市。为获得新药，大量患者不惜违法“代购入境”，或常驻美国等待新药机会。

　　也有人是为了质子和重离子治疗、达芬奇机器人、可降解血管支架而出境治疗。在日本，被称为“杀癌利器”可直达肿瘤病灶的质子和重离子治疗系统在过去二三十年被熟练使用，可用微创方法实施复杂外科手术的达芬奇机器人也在大医院普及，可降解的血管支架在逐渐代替金属支架。而在国内，第一个质子重离子中心于2015年落地上海，一个治疗周期费用高达达芬奇机器人最近两年才被大量引进，可降解血管支架尚无上市案例。

　　日本是国内患者的第二大目的地。日本的医疗费用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低位，平均费用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部分医疗项目甚至比国内更低。“在日本，质子重离子项目一个疗程15万元人民币，上海质子中心的价格是27.6万元。白血病用药格列卫，日本售价1万多元人民币一盒，国内为2.6万元一盒。”

　　主要面向日本、美国市场的医疗服务机构厚朴方舟将用户群体拉低到中产阶级，创始人兼CEO王刚对财新记者表示，前往日本的国内患者的病种更加多样化和普遍化，虽然癌症仍占第一位，但占比不超过50%，心脏病、丙肝、脑神经外科患者在快速上升，艾滋病、癫痫、疑难病症患者也在增多。

　　东京的癌研有明医院是日本排名第一的癌症治疗中心，“我们是公立医院，国际患者价格仅比本国患者贵不到2倍。”癌研有明医院张薇对财新记者表示，国内患者已逐步超过欧美患者和东南亚患者，占该医院国际患者的半数席位。

　　同样做心脏、神经等“严肃医疗”项目的英国、德国，正逐渐被国内患者所接纳;瑞士因羊胎素等医美项目成为国内贵妇的最爱;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整容整形、疫苗基因、试管婴儿、疗养等 “轻医疗”项目。“说走就走的医疗旅行”已渐成潮流。

　　中介机构野蛮生长

　　致力于把患者 “送出去”的中介公司也在迅猛发展。实际上，绝大多数境外医院都接受个人预约，但重病患者通常需要大量的病例翻译上传工作，即便是慢病和“轻医疗”需求者，也会担心在异国他乡的食宿生活和医院对接问题，中介公司抓住了这部分市场需求。

　　厚朴方舟为患者提供包括翻译病例、筛选医院和医生、跟进医疗全流程服务。　　在美国和日本的优秀医院，中介机构的服务都在医疗流程之外，医院的合作选择也是开放的，一般不会和中介签署任何排他性合作协议。所以对于不同中介输送的患者，也不会有“加快流程”等特殊关照，中介机构实际处于“弱势”地位。

　　中介机构在商业性医疗机构中会有较大的议价权，如美国试管婴儿连锁诊所USIVF | HRC fertility (HRC)，中介公司可以通过诊所“返点”获利。在洛杉矶，各类试管婴儿诊所就有几十家，国内中介公司多达数百家。尤其在国内“二胎”政策开闸之后，大量国内患者涌向洛杉矶的试管婴儿诊所。业内普遍认为，境外医疗服务的利润率在30%以上。

　　在泰国、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地，国内中介机构不仅具有议价能力，甚至介入医疗流程，要求医院提供“绿色通道”“VIP专区”等服务。一位在泰国做试管婴儿的患者向财新记者介绍，她所在的曼谷ALL生殖中心，中介公司服务人员被奉为座上宾，“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医生，随时见医生，比当地人还方便。”

　　厚朴方舟都对财新记者表示，公司在2016年基本能够盈亏平衡，而在两三年前，每年患者数量仅为几十人时，公司均处于烧钱状态。

　　经历三五年的积累，境外医疗服务市场也日渐规范。据悉，已经经过了重服务、重资源整合、重效率三次转型的海外医疗行业最早服务机构厚朴方舟，为杜绝虚假中介、肃清市场环境、打造诚信海外医疗市场，在业内发起倡议，并联合媒体发布**行业标准。

　　另一个新兴“轻医疗”是体检，比如日本推出的早癌筛查项目。据厚朴方舟CEO王刚介绍，体检产品在其销售份额中占25%左右，主要向B端(企业)售卖。

　　多家境外医疗服务机构对财新记者表示，体检产品总价低，是不赚钱的买卖，但通过体检项目可以拓展客户规模，从中获取“回头客”。

　　不过，厚朴方舟这类提供全程一站式服务的机构，则开始走向“重资产”道路。这包括在国内各城市建办事处，在国外各地建服务点，高比例配备全职员工，置办办公、车辆等固定资产。在王刚看来，这种“固定成本高、变动成本低”的模式，不仅可以提高服务标准，还可以降低报价。厚朴方舟则致力于提高与日本医院的深度合作能力，每个月都要为医生发放金额不菲的工资。“开销庞大，按照级别划分付费，有具体事务性合作再付费。”王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