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镇里还养不住你?”

　　艾连坤变卦了。2013年12月11日上午，北青报记者第一次拨通艾连坤手机时，他曾同意下午在镇上找个地方见面，澄清事实。

　　但下午他并未出现。电话里的他，吞吞吐吐，称领导告知他是党员干部，不能直接接受采访，得经由上级统一安排。

　　2014年5月6日，在自家客厅里，艾连坤指着北青报记者所坐的棕黄色皮沙发说，“跟你打电话时，梁二庄镇领导当时就坐在你那位置。”

　　据了解，当天稍晚时候，“镇里”给艾连坤及郝广军一个神州行的新号码。而旧卡被抠出来后，镇纪检委的工作人员直接收走了。另外两名村干部也被要求上交手机卡。其中三人，都是到艾广栋家征收超生费的直接执行人。

　　艾连坤说，手机卡都被更换了，无法继续用原来的号码与外界联系。

　　有一段时间，他沮丧，半夜2点醒来，翻来覆去就是再也睡不着了。网友是看不见摸不着，但街坊邻居是实实在在的，村民的误会让他“抬不起头”。

　　当时为何沉默?据他自己称，是因为镇领导的一句承诺。彼时该事件刚被媒体曝光，河北省计生委工作人员来邱县调查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

　　在来接他的车中，艾连坤木木地缩在棉衣中，话不多。车内当时还有时任镇党委书记的王晓宁及包片干部何孝峰。针对可能会被省计生委人员追问的问题，乘客间进行了一轮“预演”。他一路就被叮嘱，接受“上面”询问时，要说收费这事是个人行为，与乡里无关;更不能提按“人头”收超生费一事。

　　作为对牺牲的回报，他记得王书记在车里说过，“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而事后，在办公室里又许他一句“一个镇里还养不住你?”

　　“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了，咱还能追着问怎么养不成?”艾连坤记得，对方说给个乡镇公务员的待遇。

　　镇党委书记王晓宁陪艾连坤走进的，是当地最高档的金凯悦大酒店——这是一处政府指定公务接待点，位于县城中心地带，装修气派。

　　艾连坤患有白内障，进酒店后甚至没看清电梯停在了哪个楼层。但签字那一刻的画面，却像直接印进大脑里一样。接受完询问，工作人员严肃地递过记录，让他确认后签字、按手印。他接过那几页纸，密密麻麻的字，凑到眼前，其实还是看不清。想到上面记录着他言不由衷的交代，抬起的手指在半空犹豫了一下。

　　大红的手印按了上去。艾连坤觉得，屋里的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工作人员端着水果朝他凑过来，脸上露着笑。

　　都解放了，他在心里念叨着。

　　期待一个正名的“结论”

　　日历上的2013年翻篇了，烦恼却没跟着翻走。大年初一，艾连坤回村里拜年，发现自家院子寨门前有堆烧尽的纸灰。而事件刚发生时，寨门铁丝就被剪断，屋内物品也被扔到地上。艾连坤妻子说，腊月二十九，艾广栋的老婆谢玉凤还曾找上门来哭诉。

　　死者家属拒绝和解，认为艾连坤对死者的悲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仇恨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早先，艾广栋入土下葬的地方，就在艾连坤的承包责任田里，距离他家旧宅约二三十米。

　　“这是杀夫之仇。”提起艾连坤，北青报记者面前这名说话慢条斯理的温和农妇，脸上罩起了一层冰霜。谢玉凤看来，她丈夫去艾连坤家之前，是一个好端端的活人。之后却在他家出了事，又没有第三者在场，艾连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太憋屈了，艾连坤就想着把事件原原本本讲出来，给自己正名。他曾寄希望于镇政府调解与死者家属的关系，但没有下文;他又想要回曾垫付的超生费，也不了了之。

　　正月初八，新工作来了，艾连坤被镇里派驻到小侯仲村当包村干部，领一个月700元的工资。他失望地补充——临时工的标准。

　　目之所及的，距离当初那句承诺都有点远。与上面沟通也越来越不顺畅，亲口给予承诺的王晓宁书记，艾连坤说，他打过很多个电话，对方总说再等等。年后没几天，王书记调去新马头镇当官。

　　再联系，对方说在开会;再后来，电话都不接了。与上面的沟通，成了独角戏。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把票据摊开又收起来，有点手足无措。

　　昨天，王晓宁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确认，曾陪艾连坤去到金凯悦酒店接受省计生委调查，不过他先到，没提前同艾连坤见面或交流，否认曾让艾连坤揽责，也未说过“留着青山在”之类的话。

　　王晓宁开始称安排艾连坤在镇里上班，做工勤工作，后来再打过来，向北青报记者更正不存在在镇里上班，解释称“看在他(艾连坤)曾在村里搞服务，镇里给他在一个社区里安排，也是为了照顾他生活”。

　　“我的问题能解决吗?会受到打击报复吗?”他心理时有顾虑，明知未来充满各种不确定，却还期待一个标准答案。他甚至拿死去的艾广栋做比较。

　　艾广栋之死，改变了他5个孩子的命运。他们失去了家里庇护的大树，也得到了父亲生前所不能带给他们的生活。

　　家里四间破旧砖瓦房已经被修葺一新，政府为其申请了危房改造项目，尽管款项尚未到位。4个小孩的上学费用也有了着落。死者家属还获得一笔数额不算太小的抚慰财物，包括镇上一处楼房。

　　6月12日晚，艾连坤收割完十几亩地的麦子，正赶回镇上的家中。望着车外残留着齐整麦茬的田地，他很突兀地冒出一句：“五年前，我就是新闻人物了。五年后，我又成了新闻人物。但这一回太憋屈。”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元，当地电视台还来采访。民政部门开具的收据，至今已经发黄，还被当宝贝收藏着。

　　这名被裹挟进“超生户服毒自杀事件”的前村支书，还在期待一个正名的“结论”。

　　文/本报记者孙静 摄影/本报记者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