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此次与康美药业签订药房托管协议的单位分别是地方政府、中医药大学和各医院，与康美药业类似，大家均没有公开双方合作的利益分配、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等细节。在当前连一支棉签都要公开招标采购的情况下，此次涉及30余亿的药品采购权却无信息公开，让人感到惊诧。

　　对此，记者分别致函辽宁本溪市委宣传部、吉林通化市委宣传部、广东惠来县委宣传部和辽宁省中医药大学宣传部，就药房托管的合作事宜采访，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复。

　　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认为，药房托管事关民生，政府和医院应将有关合作规则公布于众，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感兴趣的单位都可以“华山论剑”，比划比划，确保公平竞争，阳光操作，然后公示信息，择优合作。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认为，从本质上看，药房托管只是药房的管理者改变而已，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医药分开”，况且托管方就只有一家康美药业，这样一对多的模式造成托管方一家独大，此举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形成新的利益链条。由于占据垄断地位，托管方成为医药生产企业的照顾“对象”。原来药品进医院，医药代表需要经过院长、科室主任、药剂科主任同意，现在“和谐”了托管方就OK。然而，处方权决定着药品销售的格局未变，医生“那一份”一定不能少。有变化的是，增加一个“分食者”，旧有的腐败利益链条被新的替代了，患者买单的额度有所增加。

　　合理用药、安全用药的风险将难掌控，患者的利益无法保障。托管方优先考虑的是利润，而非用药安全与合理，在利益的驱动下，采取“二次议价”过度压低药价，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唯低不唯质。

　　没有质量与安全保障的药品让患者使用了，一旦出现问题，产生了纠纷，责任到底由谁负责?是医院，还是托管方?这又存在法律的空白以及政策的漏洞。

　　除此之外，更受伤的也许是我国的医药生产行业。托管方凭借其**采购的一定话语权，逼迫医药生产企业不断压低药价，压缩生存空间。然而，谁也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一部分医药生产企业停止供货;有些医药生产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只有在药品质量上“做文章”。

　　国内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当前，医药企业前有招标，后又托管，生存实在不易。在如此恶劣的竞争环境下，唯有生产成本低、药品安全与质量差的药品才能够进入医院。这是一种劣币驱除良币的行为，此种情况如不扭转，必将使我国的医药行业发展走向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