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各方利益驱动下，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9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曾想，我们日常的输液，并非那般美好，在国外仅是最后的治疗手段，在我们这却成为最常态的治疗手段。一个“吊瓶森林”的词汇，用来形容眼下的现状恰如其分。输液见效快不可否认，但“是药三分毒”的道理人尽皆知，且输液是一种“入侵血液”式的治疗方法，其负面效果在国外早有论断，即可能让人产生“用药抗体”，最后导致“无药可救”。如此后果，不可谓不严重，争议早已存在，外国就医时达成的“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共识也被我们熟知，可缘何在操作中未能对接呢?

　　答案不难诠释，一者，来源于输液“看得见的效果”，让公众陷入一个误区，以为输液犹如灵丹妙药;二者，则是医院、医生、医药代表的利益合谋，背后的利益链显而易见，和打针吃药相比，输液能赚取的利润是最大的，在“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下，在“以药养医”的现实尴尬下，过度治疗便会成为一种常态。而与此同时，公众则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至3.3瓶的水平。

　　医院和医生，本来是最该有“道德血液”的场所和职业，因为其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任何的失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可遗憾的是，“过度输液”背后，却再次让医德褪色。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的《2009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2009年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剂型分布以注射剂为主，占59%，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剂型分布也以注射剂为主，占79.16%。而主要的注射方式就是静脉滴注(输液)。当输液本身便存在极大“不良反应”的情况下，各大医院还经常见到迷恋“输液治疗”的医生，这的确是在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

　　不过，道德血液的形成，从来都不是靠道德自律形成的。企业家、商人、教师等职业道德的形成，靠的从来都是制度监管，这种制度，既包括职业道德规范，也包括法律制度规范。如在一些国家，医生一旦输液量过高，立即会有人约谈，要求医生给出合理解释;此外，医疗保险机构也会介入调查，一旦医生不能作出符合医疗原则的解释，该医生很可能面临吊销医疗执照的窘境。正是这样严格的制度监管，才让医生们有了“道德血液”，在行医时更多考虑的是安全原则而不是经济原则。

　　没有道德血液的医疗环境，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因而，从职业道德上讲，对于包括输液在内的各种医疗问题，都应该进行医学的评估，剔除其中 “过度与不合理”的成分，只留下“必须与合理”的成分。而从现实操作来说，要摆脱“吊瓶森林”，一方面要改变医院本身的创收机制，另一方面还要改变公众的看病习惯。唯有如此，公众的生命与健康，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